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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文学的庄严目标—对雷达先生《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
时间: 2006-07-23          点击量: 1297
  作者:王久辛      读罢雷达先生的文章,备觉神清气爽、痛快淋漓。这篇文章是对30年来中国文学的一次厘清式的总结。他从四个“最缺少”谈起,纵横开阖,拨云见日,显示了中国文学评论家面对时代不甘缺席、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他提醒中国作家,尤其是最优秀的作家与诗人们,文学不是游戏,也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它是关乎人的灵魂,关乎整个民族灵魂的不朽盛事。不能无立场写作,不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作家当然要坚持审美的立场,但这立场之上的立场则是对天良与公正的追寻,剔除芜杂的表面现象对真理的追寻,在人性美的比较中对人格重建的追寻。然细读之后,又觉言犹未尽,便不揣冒昧,薄续“四个最缺少”以就教于雷达先生及诸位大家。      一、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说,最缺少深邃的历史目光      我们说历史始终具有不间断的完成性,既是不断吸收、丰富的过程,也是不断扬弃的过程。它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动态之中完成历史递进的。就文学来说,它不可能背离这个基本的历史逻辑。因此,就需要作家具有一种不同于寻常人的历史洞穿力,以把握好、表现好历史前进的本质力量。在过去的30年里,大凡优秀的作品都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作品。而它们的创作者们,也都是在获得了这种纵深的、深邃的历史目光之后创作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才具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的广泛的传播力量。像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正等优秀作家的创作,就具有这种洞穿历史本质的能力。它不是跟风式的创作,而是对历史严肃、认真,甚至是庄严、神圣的校勘。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的人性深浅的把握、品质尺度的把握以及对其情趣品味简丰的把握,等等,都是放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量与创造的。这种洞穿与沉入式的创造,摆脱了文学时尚的干扰,以其独特的历史把玩表达了作家对历史的审美认知,是极为难得的。而在他们之后,刮起的仿效之风,就均因实力不济而难成大器。1985年前后,文坛刮起一股股模仿西方各种文学流派之风,作为文学普及、启蒙,乃至作为一种探索与尝试,未尝不可,事实上也确实提升了中国文学整体的审美水平,但很快便被时尚化了。一段时期以来,如果不仿艾略特、尤利西斯、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等等,似乎就很不“文学”。我们说,对于任何先进文化、先进艺术的借鉴与吸收,对于有志向的作家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自觉选择。但是,并不是所有作品都需要吸收与借鉴这些表现手法,即使借鉴也是化为血肉的借鉴,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我认为,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吸收与借鉴,永远是观念的吸收与借鉴,而不是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的吸收与借鉴。不论外国文学多么的卓越与伟大,它都是用他们本土的语言在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识。相反,我们一些作家写的作品,仿佛是捏着鼻子哼哼,阴阳怪气说话,基本上是用翻译文学的方式表达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读者读得别扭,所以就不愿意读,何谈引起共鸣,传之久远?所以说,要获得一种深邃的历史目光,就必须有主心骨,就必须有对本土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认识,弄清楚哪些是最起码要坚守的,哪些是要坚定不移捍卫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仅要有创造的极端化追求,还要有绝对不能突破的底线。      二、从横向的现实角度来说,我们不缺少“水落石出”的回望式创作,最缺少对现实“水涨船高”的把握与创造能力,换句话说最缺少洞穿未来的前瞻性、牵引性作品      如果要罗列的话,我们不乏写过去时的优秀作品,新中国以来,像《红岩》、《林海雪原》这样回溯历史的作品层出不穷,但写“现在进行时”的优秀作品,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康濯的《春种秋收》(短篇集),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短篇集)等等,就乏可陈之。今天,我们都在说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但这崛起中难道不包括文学的崛起吗?这里,我引用“崛起”一词,来表达我对文学成就巨大的嘉许与赞叹,以表达我渴望文学要耸起三山五岳——成就一代大家的强烈愿望,而并非要将文学与其他可以崛起的事业硬拉在一起。近年来,我欣喜地读到了几部写“现在进行时”的优秀作品,例如柳建伟的《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石破天惊》,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等等。我认为,这两位作家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的形势,在与时俱进地把握着现实。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毕竟数量有限,如果再把他们的作品质量定在经典的高标上来衡量,这些作品距离经典都还有一定的距离。换句话说,他们作品的感染力、塑造力、征服力等等,都未能达到雷达先生渴望的那种伟大的经典式作品的高度。在我看来,即便如此,他们的创造无疑是高贵的创造。理由是:当经济异峰突起,伴之而来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变异与更新,这样的作品,既具有扼守人性底线的固执与坚韧的价值,又具有与人、与时代同步发展的开拓与牵引的精神。这样的作品,不仅在文学史上可以浓墨重彩地留下一笔,亦对净化人的心灵、纯洁社会空气,起到不可估量的精神鼓舞的作用。我认为,文学是开拓之学,没人开垦的土地,才是真正的文学巨树生长的精神沃土。我想,只要我们的作家不放弃对民族、对国家有所担当的追求,不放弃对时代生活的热忱投入,写出当惊世界的伟大作品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迟早的事。      三、从纵横之间寻找结合点的创造来说,最缺少铸造人格精神的创造能力      如果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会引起争议的话,那么作家是铸造人格精神的创造者。在我看来,这主义、那主义,这潮流、那潮流,这手法、那手法,万变不离其宗——写作或创作,终究是要“经世致用”的。以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来说,哪一部不是如此呢?从中国的四大名著、唐宋诗词,到国外的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等作家的作品,如果探究的话,这些大家的每部作品,都有灌入其中的思想内蕴,都有干预生活的巨大激情,都有对美好生活的浪漫情怀,都有人格塑造的坚定信念。就我国当代文学现状来说,我认为,从历史现实的聚焦来看,当代文学最缺少的作品,是对与时俱进的崭新人格塑造式的大作品。近30年来,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人的精神世界更是日新月异,呈五彩缤纷的状态向外扩散,这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令人担忧。因为,在五彩缤纷的背后,是无根漂萍式的精神流散。尤其是上世纪末以来,文学在消解崇高、淡化理想、崇尚享乐、热衷小资、玩味感官、追逐时尚等等思潮的左右下,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越来越弱化,作品中的人物不仅严重缺钙,而且看不出历史传承过程中的品德传承与递进,更谈不上人格魅力与精神升华。从文学作品中所弥漫出的对人格的追求来看,鲜见前仆后继的继承性作品,更难见到血脉相连的精神传承的史诗性作品的诞生。无论是从历史的纵向,还是从现实的横向来看,聚焦今天,我以为,是到了该出大作品、大作家的时候了。值得肯定的是,虽然这些年没有出现人们渴盼的那种经典式作品,但佳作、力作却也不胜枚举,有些力作甚至已初具史诗雏形。在我看来,徐贵祥的以描写革命历史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但是,这样的作品毕竟凤毛麟角,且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无论是从作品内蕴的丰厚程度,还是从人物心理与命运的精微状态,也无论是从超越意识形态的本真追寻,还是从人格铸造的深刻与丰富程度来衡量,我以为都还“稍逊风骚”。这也正是我强烈呼唤作家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格魅力、人格精神、人格风采俱佳的时代英雄的大作品的理由。      四、从发展趋势来审视作家的素质来说,最缺少那种学贯中西的学者化作家的深厚积淀与精神储备,以完成百科全书式的大创造      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王蒙就提出了“作家要学者化”的呼吁。虽然和者盖寡,但这个“作家要学者化”的概念,却无疑提醒了中国当代的作家与诗人。事实也证明,真正的优秀作家,必定是大学问家。像唐浩明、二月河就都是当之无愧的清史专家,而熊召正则是当之无愧的明史专家。读他们的作品,真有如读清史百科全书、明史百科全书之感。他们是对清史、明史研究到了往外横溢的程度,才开始创作的。据我所知,唐浩明先生是在编辑完成《曾国藩全集》后,才开始写作《曾国藩》长篇历史小说的,可见作家学养之丰厚。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作家不要说像唐先生那样成为专家学者了,就是作为一位作家来要求,阅读量也远远不够。许多作家不读书,或者读书也是急功近利式的读法。常常是写不下去了,临时抱佛脚似的找来相关的书籍读读。没有探究,没有系统,更很少有丰富的储备。满足于会码字、能挣钱、会编故事。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成功作家”虽然“成功”了,但自身的文化、素质、修养、人格并没有提高,甚至滑坡。对社会缺少基本的责任感,对人没有起码的关爱心。有利就上,没利就撒丫子走人。还有些作家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做作家,作为谦虚为人的操守,如果写作时也用这么一种心态来写作,其作品就很令人生疑了。当然,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而稿酬又低得可怜。如果作家要进行神圣的、庄严的文学创造,要完成“学者化作家”的必修功课,就不能不考虑其生存需求。但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生存的压力大,才愈显得那些穷且愈坚的作家更难能可贵。当前中央倡导各级党委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事实上,就将中国整个领导阶层提升到精神文化的高度,来要求提高执政的水平了。权力已不再单纯是权力本身,而是多学科知识托举之上的公信之权,它有了科技文化、政治制度以及民主法律的复合各种知识储备与运用的理性精神。在我看来,形势喜人,形势也逼人啊。打个比方说,作家们的创作不可能不写到各级党委政府,那么怎样表现科学决策?又怎样表现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我们说要作家成为学者,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考量,不是要作家去背诵科学原理、民主程序、法律条文,而是要作家从对这些方面的学习与研究中,获得一种科学的、民主的、法律的目光,从而把握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感,进而实现把握时代,从更高的层面上来启动创造激情、创造智慧,从而写出无愧于时代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品。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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