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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涌动——从戏剧节剧目谈创新和探索实验的普遍化
时间: 2006-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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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钧 去年年底在宁波举办的第九届中国戏剧节上共演出24台剧目,这届戏剧节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创作思维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意识及能力有了提升,二是创新和探索意识呈现普遍化的趋势。这里仅就第二个问题谈一点观感。创造是艺术的生命,求新、探索是艺术家的职责和本性所至,追求创新、探索、实验,始终是每一个有志求伸的艺术家心中永远浇不灭的火。对此,我在艺术节观摩中屡屡得到印证。 一般说来,话剧擅写实,戏曲重写意,但写实并不是“照搬生活”,艺术的真并不是把生活中的真搬到舞台上就可以了。照搬生活,在大量反映真人真事或以真人真事为依据做成的戏中反映得最为普遍。这届戏剧节的剧目中,与真人真事(现实或历史)相关联的戏竟有12台之多,有几台戏的创作历程、创作思维、艺术构建、内容与形式的求新互动,很值得玩味。 《黄土谣》是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演出超百场的军旅话剧。作者孟冰是看了一篇新闻报道后,产生了最初的创作欲望。报道讲述一个村支书率领全家胼首胝足、生死相拼,为村里还清36万元债款的事迹。但是作者无意写一出表彰这个老支书好人好事的戏。他由这个本分的农民、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事迹中感受到了民族的精神,农民的质朴与忠厚,共产党员的崇高信念。他这样想的时候,思想已经从生活个例升华了。原来生活中的老支书只能在戏中的老父亲身上看到一点影子了,而这个父亲在戏里不过是一个精神符号。他已经命悬一线,硬是不肯咽气,儿子们不承诺还清贷款,他就不瞑目。父亲的遗愿成为民风依淳、孝心未泯的儿辈们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们打开各自的心扉,显现出真实的自我。由于价值观和秉性各异,他们展开了心灵的碰撞,在碰撞和情节的推进中,作者完成了世态百相的显示和人物性格的塑造。《黄土谣》文学内涵和精神含量的丰富,写实手法和荒诞手法的兼用,给导演提供了想像和进行二度创作的自由。导演把生活元素中的特质提炼出来,加以强化、夸大,产生巨大魅力,使具象和意象统一起来。如山崖的质感,如刀砍斧凿般的突楞。山峦高垒以及坐在山梁上木然的人们,产生着油画般的美和力。窑洞的门、墙、窗的构建非常逼真、精致,西北风情十足,三孔窑洞可以拆卸、换位、推移。前台演区只有一盘石磨和一处井口及摇把,人物的精神张力达到极致时,磨和摇把竟会神秘地自转起来。这“荒诞”与剧本中的荒诞手法是相应的,成为心理压力的象征。方言、服饰、肢体语言的夸大和强化把生活中的不美变成了艺术中的美。“走西口”民歌的反复出现,是主人公灵魂的凄美呼唤。在一次会上,我对导演刘宗琪说:“我还以为是常见的那种好人好事的报道剧的演出样式呢。”刘导平缓地回了一句:“要那样,我根本不会接这个戏。” 另一出由真人真事而来的戏曲是姚剧《母亲》,此剧创作原动力也是一篇新闻报道。作者陆军对所报道的事有强烈的内心反应,为了艺术呈现和塑造人物的需要,他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做了颇有匠心的处理。此剧文本的新意在于叙事方式与传统戏曲的构成大有不同。报道说的是一位身为企业家的单身母亲,只有一个心如荒漠、不思上进、沉溺于吃喝玩乐并且毫无亲情感的儿子。母亲已经身患绝症,生命大限仅有一年,她为儿子日后的人生之路忧心如焚。万不得已,她采取了决绝态度:给了儿子1000元钱,要他离家出走,独身到社会上去闯荡,如能坚持一年,她可以重新接纳他。儿子愤恨而去。他四处闯荡,打过工,要过饭,受过气,挨过打,钱被偷,备尝艰苦。最困难时,打电话回家,电话已掐;跑回家中,母亲坚拒不纳。这些都是真人真事,要展示年轻生命经受生活的历练,这些生活经历的呈现是不可缺少的。作者对儿子的社会历练作了多块面的拼贴式结构,导演则运用歌队,对各块面作多义而有机的组接和粘合。《母亲》中的歌队不是作为中性形象处理,这是一支积极行动的歌队,有时一人或几人参与戏中,有时作为集体群众角色;他们有时发感慨,呼应着观众的心理反馈,起着间离效果;有时又是角色心理的延伸。这样的结构和舞台处理,使这个思辩性、警世作用很强的戏,视野开阔,叙事清晰,情感强烈。它明显有别于传统姚剧的叙事格局。那么,何以显示姚剧剧种特色呢?聪明的主创人员在整体丰富的基础上,保持甚至强化姚剧音乐唱腔的特色,使人听起来地域风貌、剧种特色鲜明,民间气息浓烈,既新颖又亲切。戏剧节上唯一的音乐奖授予了该剧。我一直这样认为:戏曲,特别是地方剧种,尤其是一些可塑性很强的小剧种,其剧种的个性特色主要显示在语言(方言)和音乐(含配器)、唱腔上,抓住了这个特点,剧种特色就跑不掉。《母亲》其文本格式和演出形式很新,但谁也不会怀疑这不是姚剧。余姚本地观众很喜欢这出戏,即为明证。 唐山市评剧团的《乾隆与香妃》是另一个例子。写香妃的戏有过不少,其中不乏用猎奇的眼光和趣味来对待这位历史传说中的南疆奇女子和乾隆爷的风流韵事,有不少胡编乱造的成分。由于在唐山遵化马兰峪清东陵发现了香妃墓,唐山评剧团是从开掘本地文化资源的动机出发,怀着“扭曲的历史理应匡正,蒙垢的人物还其清白”的目的编写此剧。他们的创作态度是相当审慎的。剧中所写的事件,如香妃的家族是南疆贵门望族,并且受朝廷委任,平叛守土有功;戏中的精彩场面,如香妃戎装骑马随驾狩猎,修建“宝月楼”等,都有史可考。作者为了贴近史实,尽量利用史料,因而无法编织线性发展的戏剧故事,所以采用了类似“串糖葫芦”的结构方式。但看戏时只觉得结构完整,浑然一体。这是因为作者从不同事件中提取了一个动态主题加以融会贯通,这个主题就是香妃作为草原女儿生性天然、热爱自由与乾隆朝制度森严的宫廷文化有差异甚至发生冲突,由兼容而最终实现和谐。比如,香妃进宫后为练习宫廷礼仪而苦不堪言,无意中冒犯了天尊,但乾隆却对香妃的天然去雕饰颇为欣赏;乾隆围猎,香妃擅自参与,违背祖制,发生冲突,由于她纵马救主,反过来感化了乾隆;在为香妃哥哥庆功受封的国宴上,因为进膳违反宗教习俗,引起激烈的冲突,由于香妃的人性化处理而化险为夷;为解香妃思念故土之苦而兴建“宝月楼”引发了争议,其中包含着乾隆以民族团结大义为重的良苦用心。这些事件独立成章,放在一个戏里,并无分散林立、单摆浮搁之感,全仗文化主题的融通连贯。由于作者的精心佳构,每一场戏都有事件的发生发展,矛盾冲突陡起激化,又遽尔合理巧妙地解决,因此看点一个接一个,戏的观赏性很强。 金华婺剧团的《梦断婺江》也是开掘本地文化资源的戏,它的新意主要表现在戏剧形象的文学内涵上。《梦》剧主人公是太平天国末期驻扎在金华的侍王李世贤。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已有深刻分歧,但作者没有从概念出发来写这个历史人物。李世贤在金华驻兵不到两年,在抗击英国洋枪队和清政府镇压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他按照立地成王修王府的农民意识的惯例,不顾政局危殆,民不聊生,在短时间内修建相当豪华的“侍王府”,只完成了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因力所不及,败局难挽未能动工。作者在查阅史料中发现了李世贤镇压由于横征暴敛而引发民变的材料,由此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太平军造反为人民,为何人民又反太平军。李世贤一方面执行天王的路线和政策,自己也背负着历史和农民的局限性,但是出身民间的他秉性所致,有体恤人民疾苦的一面。作者从这个人物的两面性契入,从人性的冲突和情感的纠葛中揭示这个历史人物的悲剧性格。这样,《梦》剧不仅开掘了新的历史题材,也在塑造农民起义人物方面显示了可贵的新意。 在写真人真事的戏中,有两出是写艺术家的,一出是厦门市歌仔戏剧团的《邵江海》,一出是宁波市鄞州越剧团的《黎斋残梦》。前者是写与歌仔戏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民间艺人,后者写油画大家沙耆的生平。《邵江海》由写事到写人,由写实到写意的过程颇耐人寻味。早先的演出所呈现的原生态演出风貌相当诱人,但剧本想说的东西太多太实,写了歌仔戏的发展,邵江海的坎坷经历,被日帝及封建势力禁演时的痛苦,创作著名“杂碎调”的经过,邵对歌仔戏发展的贡献似乎面面俱到,但越写多疏漏也越多。这次在戏剧节上看到的是几经修改的最新演出版本,看后觉得有脱胎换骨之感。新版主要的变化是叙事风格由写实转化为写意,把一些以往正面写的事情推向背景,重点放在抒写一位嗜戏如命的艺人被迫中止演唱后灵魂的痛苦与呻吟,最终挺起衰弱的身躯,置生死于度外,唱出悲愤,唱出抗争。作者曾学文谈创作体会时说:“仅仅熟悉生活是不够的,我的邵江海是生活中的邵江海,同时又不是生活中的邵江海,他是我心目中的邵江海。它不是描摹生活,再现生活,它是生活的再创作……我所寻找的,也是创作这个戏所需要的,就是寻找到人物的精神气韵。”由于文本用诗化手法,着重写情景逼迫之下人的精神气韵和情感磨砺,戏中时空转换自由,线性的叙述被拼贴式的虚拟情景所替换。舞美用几根移位的风格化立柱,作为变化着的演出支点,人物悠游其间。这般演出样式,就歌仔戏来说,是颇为新鲜的。就文本风格与演出样式的一致性来说,都是无懈可击的。 另一出非常有现代特点的宁波市鄞州越剧团的《黎斋残梦》所写的画家沙耆,抗战期间在欧洲作画,业绩辉煌,1946年因精神疾患回国,解放后寂居故乡,绘画不辍,晚年一改画风,变得分外绚丽多彩。我在这里只就文本的风格特征和演出特色谈点印象。一出戏曲想具体描摹一个历史跨度大、穿越欧亚两洲的画家生平可能会吃力不讨好。《黎》剧集中写画家的情感历程,触及到人的内心的两重性,戏中主人公的形与神分立出现在戏中,作者以浪漫手法设计了一个心魔形象,作为负面的自我出现。作者用浓烈的诗化手法谋篇布局,全剧分夏秋冬春四个乐章,唱词以清丽优美、不受板腔约束的现代诗体写成。文本的剧品更近似诗剧,离传统意义上的戏曲本子相当远了。根据文本特性,第一次出任导演的伊天夫博士原是灯光设计大家,顺理成章地在舞台的诗化上大显身手。人们简直被他运用光影、色调、绘画所营造的至美情景弄得目醉心摇。戏剧情景中的追今抚昔,残梦依稀,新婚痛别,故国情思,故园落寞,被导演和众多舞美高手以简练的线条、纯净的色彩、灯光的特效交织成的诗画效果将视觉之美推向极致。音乐(包括配器)吸收越剧元素而注入新的成分,背景音乐采取有主题贯串的音乐手法,十分优美动听;演员的表演形体动作是新设计的,唱法依然各宗流派,但不是老腔老调。《黎》剧不妨以另类越剧视之(说明书上出现了音画剧字样)。这显然与主创人员的审美意趣与创作指向有关。作为此剧艺术总监兼主演的“越剧王子”赵志刚有段“惊人”之语印在说明书上:“文学美、音乐美、画面美,是越剧剧种的特质,也是《黎斋残梦》的深度追求。我们追求的是,一出焕发出现代意义,折射出丰富底蕴的美的越剧!越剧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但越剧并非是一个‘百岁老人’,在我眼中,她仍然是青春的艺术,她还有许多发展创新的可能。而我们要做的是,把这种可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变为现实。……我一直不甘寂寞,也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我欣慰地发现,观众席里年轻而又陌生的面孔悄然多了起来。因为,现代越剧也可以灵动,也可以唯美,也可以自由。因为,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这段话让人更加理解这些年轻戏剧精英审美志趣的变化和创作思维的开放。 与《黎斋残梦》创作路子相近的还有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的《阿育王》,此剧取材于同名美国电影大片,剧团选中这个题材与宁波有我国唯一的“阿育王寺”有关,也是一种开掘本地文化资源的思路。剧中写印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子为避其兄的嫉恨,离开宫廷,作苦行僧式的远游,途中与同样流离失所的公主卡瓦经过一番波折而相爱。他被阴谋骗回宫中,母亲和公主的死,使他举起了复仇之剑,杀兄弑父,南征北战,在鲜血中建立了丰功伟业,自己也由此变成一个暴君,从此众叛亲离。战争使他得到一切,也失去了一切。他彻悟善恶的真谛,放下屠刀,弘扬佛法,成为传播爱与和平的伟大君主。这个故事的包容是那么丰富、哲理寓意是那么深刻,传统戏曲的叙事结构难以完成,《阿》剧采用了接近歌舞剧的表达方式,戏中大量运用印度和西域的音乐、舞蹈元素,在越剧的基础上能显示出史诗性的宏伟,演出气度不凡,这已经相当难得,但它离越剧的传统风格肯定距离不小。 来自大西北的兰州市豫剧团的《山月》,让我看到了新创作思维和现代审美意识的崛起。《山月》据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写的是贫困逼迫之下嫁夫养夫的扭曲生活现象。一个打井的老把式伤残以后,实在无法养活妻女和承担做丈夫的责任,坚持要求妻子与自己的徒弟一起过,妻子在丈夫强求之下,跟了丈夫的徒弟,但是他们俩始终逃避圆房,都不愿只顾自己而伤害丈夫(师父)起码的自尊,这三个人物都在各自的悖论心态中苦苦挣扎,最后丈夫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投井自尽。这是一个开掘人性,着重于心理刻画的戏,力图在写人、演人上有所突破。全剧怀着对不幸的生命的尊重,展示他们在如此恶劣、扭曲的生存条件下人性的善良和美质。剧团团长在一份剧目自述中这样写道:“作为人学的戏剧,从来不放弃对人的命运的探索。《山月》没有回避对人性的探索,而且致力于在传统文化价值和时代审美特征交汇点上做文章,以展示在扭曲的人物关系下的人性美,从而构成一种凄美的境界。”由此可以看到兰州市豫剧团同行们新的审美追求。 有意思的是戏剧节上两出由经典名著改编的戏,北京市河北梆子戏剧团的《窦娥冤》和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雷雨》也都有别出心裁的创意。黄梅戏《雷雨》以周萍作为核心人物,编导对人物和人物关系有自己的解释和处理,演出中虚与实,时空的运用,场面调度和人物动作都有独到的设计和动作,演员在新的语境中的表演也得心应手,是一出戏曲改编话剧名著相当有特点的成功之作。《窦娥冤》的改编者是大手笔郭启宏,他研读了各种《窦》剧的改编本,而后独辟蹊径。这是一个既承传又发展了古典名著意境神韵、丰富内涵和文学之美,在改编上既保名著之“真”,又有新意的改编本,如强化了婆媳之情;原作中的元凶是无赖张驴儿,改本加强了对制造冤案的太守姚杌的揭露和抨击,此剧的舞美还表现了现代派的设计思路,整个演出连贯、紧凑、流动,相当精湛。 以上我只是从文学创意和演出形式的刻意求新以及探索、实践的角度举例而言,并不是唯新是鹜,也无意以此论长短评功过。戏剧创作的观念、方法和风格、样式已进入多样并存时代。创新是艺术发展总的趋势和走向,具体到某一个戏不见得出新就一定好,传统手法和形式就不好。实际上,戏剧节上有些不以出新取胜而居于文学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层面的戏深孚众望,名列前茅,如京剧《廉吏于成龙》、话剧《立秋》等。戏剧节上诸多显示创新意识和创新实验的戏,观其创新动因,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由于长期以来戏剧题材单调(影视也在谈这个问题,甚至称为题材危机),有不少作者放开视野,一些新的题材进人戏剧创作领域。新题材创作呼唤着新的表述方式和演出样式。二是创作者(编、导、演、音乐、舞美)创作观念的更新和审美志趣的转换,推动他们在创作和演出上勇走新路。三是戏剧大语境的变化,考虑到文化市场的竞争,对青年观众的吸引和培养。四是戏剧的中坚力量正在或已经由一批新进的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成长,与国际接轨,具有当代意识的中青年接班,他们的戏剧理念和审美意趣,必然渗透到戏剧的各个方面。所以从大局来看,戏剧创新意识的崛起和艺术实验此起彼伏地出现,应作为戏剧与时俱进的大势所趋来看。它们现在还明显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我们所期待的只能是希望它们日趋成熟,力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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