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现代戏《西京故事》观后

孙见喜

　　曾经的陈彦，以《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重读老子的当下意义》《从佛教文化中汲养》等剧作和论文对新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中华文化进行了独到的解读。那么，在中国走过新世纪的十年并顺利渡过社会转型之后，我们民族曾经的“百年积弱、百年积贫”已经远去，面对中国当下物质的丰盈和精神的紊乱状况，陈彦又及时而深刻地推出了大型剧作《西京故事》，他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和道德理想，就目前中华民族的精神走向和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提出锐敏思考。

　　八十年代，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但过了河的人朝那儿走？没过河的人又怎么过？《西京故事》中，房东西门锁一家在西京城算是在经济上“过了河”的，这一家人“过河”之后的表现，用剧中人物街道办贺主任的话说就是“问题很严重”，一家三口终日贪婪于物质的享受和娱乐的迷醉之中，这在当下中国有一定的典型性。那么，造成这种“经济巨人文化矮子”的状况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原因？还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时尚风潮所致？这一点，该剧提出了倾向性的答案。而对于还没有“过河”的另一家人租住户罗天福和他的子女，他们是顺延着三十年前那个摸着金钱的石头过河，还是在今天的人文背景下理性“过河”？我们曾经有个口号叫“发展经济是硬道理”，那么在硬道理的背后是否还需要软道理或文化软实力的支撑？

　　中国当下社会问题多多。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代，外汇储备的美元达两万多亿，世界第二号的经济大国，真正的金钱巨人；但同时，又是最贫穷的时代，中国人精神的矮化、灵魂的空洞、文化的虚无，被辱为“精神侏儒”也不为过。我们曾经的理想是共同富裕，也提出过“解放全人类”的口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牺牲与奋斗，磕磕碰碰走过来了，国家是富裕了，一部分人成了大款，但现实却是贫和富的差距拉大、物质与道德严重失衡、竞争与公正明显错位、意识与行为强烈悖离、激情与理性持久脱节、进取与受挫缠绕并存、自立与依附相互绞结、群体与个体火热摩擦，等等，由此导致了一代青年如罗甲成的精神失衡与失落、金锁的依附与狂妄，以及罗甲秀的自立与自卑、童薇薇的善良与等级意识等等；这种经济与精神互为表里的公开颠倒，更导致了一个民族三十多年间五脏挂在体外，毛发长在肚里，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我与他”的严重错乱与倒置：憎恨别人贪婪，却宽容自己纵欲；指责社会不公，却回避自己的道义，等等。

　　《西京故事》表现的矛盾冲突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背景上展开的。这样的背景往前追索，可以找到历史的同类案例那就是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出现的第一片烟囱群，资产阶级捞到了第一桶金，但第一次工业污染也随即开始；后来，为了增加粮食而发明了化肥和农药，但同时也弄脏了江河与土壤；为了健康和“药到病除”而发明了抗菌素，同时又催生了前不久出现的“超级病菌”并震惊世界……究竟人类是在“征服中走向毁灭”？还是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中持续发展”？还是在人与人相善处之中共享和平？一个离不开、解不了的“世界性难题”正摆在人们的面前。这也可以说是故事的经济背景。

　　中国目前的现代化之路，从经济到精神到体制，都要努力重复西方“发展与毁灭”并行的老路。但在发达国家，总有智者不时地提出严重警告：2009年，在日本山口大学召开了有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的“东亚历法与现代化”的会议，会议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发展与毁灭并行”的现代化之路到底要把人类引向何处？“以美国文化为准绳的全球化”真的能给地球人造就极乐园吗？结论是否定的，同时有学者指出：中华元典文化里有为未来人类指路的明灯。还有，1988年1月，在巴黎，瑞典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汉内斯·阿尔文，在由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参与的“面向21世纪”研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更有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说：我们必须抛弃现代化，否则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被毁灭。

　　由此，有人想起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中的一句话：“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当，立为圣王；取予不当，流于死亡。”这是中华先贤给现代经济狂人的明确回答：天地虽然无语，但无语的天地不可欺。只有取，没有予，天地肯定抛弃这些忘恩负义者。

　　经济是这样，精神上也同样。以我为目的？还是以他人为目的？这种文化上的分野，是西门锁夫妇与罗天福一家灵魂差异和对立的本质之所在。经济目标化、精神物质化、灵魂龌龊化、自我巨大化、欲望无限化，这是外来文化三十年间在中国结出的硕果。《西京故事》通过一个小院里，房东和租住者的纠结与矛盾，局部地对此作了艺术呈现，十分发人深省。可以说，陈彦保持了他文化上的锐敏视觉和前沿性的辨析力。

　　《西京故事》中的老知识分子东方雨，他和他所养护的千年唐槐，为什么衰朽而不死？在历经了千年的风雪雷电，无人呵护它却枝繁叶茂，如今有人给他搭支架、挂吊瓶，它却岌岌可危？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东方雨和他的唐槐可以理解为形而上的慧星之核。唐槐的文化意义、东方雨的人格力量，都在精神层面上给观者以耳提面命：一个民族为了金钱发疯到不知祖宗的时候、发疯到精神错乱的时候，就该到分裂与流血的时候了……

　　《西京故事》的故事看似表现寻常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但它不是奋斗与致富的壮歌，不是城市文明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它的故事从形而上可以追索到在硬道理左右软道理的时尚中，当代人何以会出现精神乱象？还有，对乡村城市化的潜在质疑，比如村里乡亲不断前来投靠罗天福，难道致富惟有进城吗？还有“毕业即失业”的反复警示，难道青年实现人生价值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吗？

　　不久前，中宣部长刘云山在全国影视剧创作会上，重点强调剧作家的文化立场问题，在这方面，陈彦多年来一直自觉研读并大量书写儒家元典，这种明确的文化身份认同和坚定立场使他在全国同行中先行一步，这部剧作可以认为是他阶段性的思想成果。

　　《西京故事》六场戏，每场都有看点，严重的质疑在轻松搞笑的氛围里透射出来，厚重而结实。但我希望故事围绕唐槐缠得更紧一些，在精神价值的冲突上更剧烈一些，反复出现的秦腔主题歌应该再向我们民族的根上贴近一些。总之，祝贺陈彦在《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之后又拿出了一部很有研讨价值的剧作，相信这台戏在经过进一步的加工之后又会进入“国家舞台精品工程”名单。

     （作者系太白文艺出版社原编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