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

王蕴明

　　社会变革带来社会群体的重组，生存空间、利益的诉求，人生观、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差异，错综的人际关系、百结的社会矛盾，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如何正视并正确选择自已的人生坐标，是一个普遍的社会课题。我们高兴的看到，由陈彦编剧、查明哲执导、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排演的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通过农民罗天福一家人的生存状态及他周边的芸芸众生，如同当今社会的一个横断面，鲜活而冷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里有进城打工的农民群体，有商人、市民、街道干部、大学生、“富二代”等。曾经当过民办教师和村长的罗天福，因一双儿女考取省城的名牌大学，为筹资而与老伴一起进城打工，从事“打烧饼”的营生。始则遭到势力眼的房东、老闾娘的蔑视和刁难；继而女儿罗甲秀被“富二代”金锁无厘头的追求纠缠；儿子罗甲成因此将金锁打伤，本已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女儿罗甲秀为减轻父母的负担而在校园捡废品，罗甲成以为丢人而引起姐弟与父子冲突；罗甲成更因发现同学童薇薇暗暗帮助他的“一路同行”计划，认为是对他的怜悯，从而伤了他的自尊心，竟愤然离家出走了，几近破灭的“西京梦”在一家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掀起了巨浪狂澜。在这里彰显了作家犀利的目光，冷峻的思考与真切的展现。

 　　其一，直面“阵痛”的社会现实。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光明与阴霾同在，以数千万农民工为表征的城乡差别、贫富悬殊的拉大是横亘在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不掩耳盗铃、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阵痛”，表现了共产党人和作家  的清醒、智勇与社会责任心。

　　其二，深情的人文关怀与审美理想。剧中的主人公罗天福尽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种种挫折与磨难，产生过巨大的精神与情感伤痛，但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生活信念始终是坚定的，他始终坚守着先人后已、永不放弃、凭双手换取回报的劳动人民的本色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种品格又正是建设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根，在他身上体现了传统美德与当代意识的融合，倾注了作家的深情与审美理想。同时，作为罗天福的反衬，不论是在人生路上一度迷茫激情的儿子罗甲成，浑噩放荡的“富二代”金锁，还是尖酸庸俗的小市民房东阳乔，作家都没有蔑视他们，而是以一种悲悯的心态在批评他们的同时，揭示他们真实的情感世界和内在依据，体现了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

　　其三，雄浑厚朴、刚劲豪壮的艺术风格。全剧由编、导、演、音、美通力合作，充分发挥了秦腔高亢激越、耳热心酸的艺术特色，熔铸了浑然一体的艺术风格。尤其是贯穿全剧的一视（挺立在舞台后区饱经风霜、葳蕤苍劲的百年古槐）、一听（激越苍凉的黑头伴唱），洞穿着历史的厚度，表征着西京人的精神风骨。与眼前这棵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参天大树相表里的还有罗天福家中那两棵救了他父亲一家命的紫薇树。与罗天福一家要以命守护这两棵紫薇树相表里的是整日默默地守护着这棵百年古槐的耄耋长者东方雨。观众在目睹着苍劲的参天大树，耳听着激越的吼唱：“我大，我爷，我老爷，我老老爷就是这一唱，慷慨激昂，还有点苍凉。不管日子过得顺当还是凄惶，这一股力气从来就没塌过腔。”这一静一动的反复叠印，一幅浓墨重彩的历史与现实相交融的社会画卷鲜明地展现在人们的脑海中。编导在追求总体冷峻苍劲图景的同时，不忘冷暖的调济，如追随罗天福而来的乡邻村妇欢快的表白：（甲）“我能把饼擀得薄如缎，（乙）我能把面揉得筋似砖。（丙）我能把大料调得香千里，（丁）我能把叫卖声喊得穿过三架山。”充溢着纯真的自信与情趣。又如大学校园的青春气息和农民工群体的诙谐与调侃等，营造出一种悲苦不失温馨、冷峻间有疏朗、疾舒相济、动静互应的人生图景。导演在舞台的调度、节奏的把握、场景的铺述上力求生活化与戏曲化的有机统一，既有欢快灵动的舞蹈场面，又有细腻的情感剖示，增强了戏剧的观赏性与情感度，提升了现代戏曲的美学层级。演员的表演皆称职，以新编历史剧《千古一帝》一举荣获“梅花奖”的李东桥饰演的罗天福，厚朴的外貌中蕴聚着浓烈的激情，文温隐忍而又刚韧坚定。他的表演发于内而形于外，真切自然，而又中规中矩，是生活化的，又不失戏曲之规范。他的大段抒情唱腔，激越深沉，催人泪下。饰演罗甲秀的卫小莉、饰演金锁的官小良等中、青年演员的表演均可圈可点，通盘“一棵莱”，保证了全剧的成功。

　　新时期以来，陈彦同志由《留下真情》《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直到今天的《西京故事》，一路走来，始终直面现实，关注民生、关注下层，力倡担当与责任，倾情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形象，在攀登我国戏剧艺术时代高峰的征途中不断有佳篇力作问世，十分难得，可喜可贺！

 （转载自2011年5月27日《中国文化报》。作者系中国剧协分党组原副书记、秘书长、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