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戏曲剧种在上世纪50年代为368个，上世纪80年代初为317个，到了2005年，仅存267个 李婧 “根据上世纪50年代末的调查，全国各地方、各民族戏曲剧种共有368个。到了1982年，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做调查统计时发现，还有317个剧种。而根据200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完成的《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我国现存剧种仅剩267个，就在这267个剧种中，有一半的剧种仅有业余演出，有60多个剧种没有音像资料保存，许多地方剧种正在走向消失。” 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在6月14日举行的“中国戏曲剧种保护发展座谈会”上的一番话。当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剧种和少数民族剧种的领军人物和戏曲学者聚集一堂，痛陈中国戏曲的危险现状，许多白发老者说到激动处，声音哽咽。 山西平均一年消失一个剧种 山西是我国有名的戏曲大省。1983年编纂《中国戏曲志》时调查统计，山西有49个戏曲剧种。20年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和山西戏剧研究所联合调查发现，存活在山西戏曲舞台上的剧种，已经仅剩28个。这意味着，过去的20多年，仅一个山西，平均一年就消失了一个剧种。 据中国艺研院戏曲所副所长刘文峰介绍，在山西已消亡的21个剧种中，不乏历史悠久、有文化价值的剧种，如形成于宋金时期，流传于山西、河北、内蒙古、陕西的赛戏；形成于宋代，流传于山西上党地区的队戏；形成于明末清初，流行于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的罗戏、卷戏等。 “中国戏曲与国外戏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有丰富多彩的剧种，这些剧种凝聚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生活情感、道德情操、喜怒哀乐以及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振兴戏曲，具体落实就是振兴剧种。这么多地方剧种都没了，还谈什么振兴戏曲？”85岁的著名戏曲理论家刘厚生重重地捶了桌子。 令老一辈戏曲学者痛心的不仅仅是山西。在全国各地，许多曾承载着一个地区的民族传统习俗和人民感情的剧种，同样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 又如福建省，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该省发掘的传统剧目就有15600多种，曲牌100多种，其中被称为“南戏活化石”的福建古老剧种——“莆仙戏”剧本达5000多种。但这些剧目和曲牌，只有少数整理、编印出来，有一部分收藏在剧团，有相当部分或存放于老艺人的箱子里被虫蛀，或存留在老艺人的头脑中，一些老艺人掌握的传统剧目和表演技巧也未能复排与传承，随时有因老艺人去世而“人亡艺亡”的危险。 全国200多个剧团八成已名存实亡 在整个戏曲界面临如此危机的情况下，一线的剧团和戏曲工作者们的日子自然不好过，许多剧团已经解散或艰难度日，无法传承和发展地方剧种。 曾主持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的刘文峰说：“在我们的调查中，地市级和县一级是重点对象。调查的全国200多个剧团，县级剧团约占了一半，所有剧团80％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要么被私人承包，将剧团原有剧种抛弃，进行各种走穴商业演出；要么因无经费创新，举步维艰，处于半死不活状态。” 由于剧团这种拮据的经济状况，在职人员的基本工资都不能保证，使得多数演员为生活所迫，从事第二职业，造成戏曲人才严重流失。 譬如，第一个获得戏剧梅花奖的莆仙戏演员、福建省仙游县鲤声剧团原团长王少媛就自称即将调离剧团，谈到离团原因，王少媛非常难过，“都说演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现在，我们根本没有正式的演出场地，为生存，我们只能长年累月在农村流动演出，排演不了新戏。” 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指出，地方剧种在人才的培养上出现严重断层。“招生困难。戏曲演员待遇差，家长普遍不愿让孩子学戏。”拿上海沪剧院来说，目前该院在职编剧仅有1人，还是刚刚从艺校毕业的青年，导演也仅有1人，唱腔设计有3人，其中1人已接近退休年龄，另两人也将在3年内退休，人才问题成为沪剧的燃眉之急。 谁来唤醒戏曲的生命力 “戏曲是形成于农耕时代的传统艺术，遭遇现代社会多元的娱乐文化挑战也属正常。在城市，很多人不知道到哪里能看到戏曲；在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没人学戏也没人看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带动的公众娱乐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变化，正是戏曲市场迅速萎缩的根本原因。”刘文峰说。 这种大环境下，地方剧团大多没有及时转变机制以适应当代观众的需求，也是许多剧种迅速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刘文峰说，“戏曲要保持长盛不衰，一是艺术手段要更新，二是剧目内容要与老百姓息息相通。中国戏曲能延续千年，就是不断地吸收民族的甚至是外来的艺术营养，不断推陈出新。一个剧种，如果不能贴近现实生活，不能反映多数人的感情，难免要衰落甚至消亡。现在的剧目创作，远离现实，回避社会矛盾，在历史题材上做文章，在灯光布景上翻花样，怎么能吸引观众？” 除了上述原因，“立法缺失”、“戏曲管理失范”也是本次会议上频频出现的词汇。 《全国剧种剧团现状》调查报告显示，由于管理上的失范，目前戏曲演出市场非常混乱，一些地方的民间剧团出现无照经营、演员素质不高、剧团长期拖欠演员工资、非法戏霸和“穴头”肆意坑害剧团等行为，加剧了国营剧团的困境，从整体上降低了戏曲艺术的品位。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一些人钻法律缺失的空子，利用社会上的恶势力做‘戏老虎’，他们通过行贿等手段，以低价把台口定下，然后高价转让给剧团，从中牟取暴利，控制演出市场，对专业剧团进行盘剥。由于无法可依，文化管理部门无法对这类‘戏老虎’实行有效打击。”刘文峰说。 戏曲评论家李庆成指出，现在有关戏曲的法规政策，还停留在1951年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五五”指示的阶段，这一政策管了戏曲几十年，现在社会状况变了，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有新的法规，使戏曲工作者有章可循。 与会专家呼吁，国家尽早制定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根据各个戏曲剧种的发展历史、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给予恰当的定位，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以法律手段保护戏曲的传承发展。 （摘自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