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汇报《近距离》人物专刊，已报道了数百位国内外新闻人物和名人大家，广泛涉及中外科学家、文化界、体育界、政界人物及做出超凡事情的平凡百姓。文汇报《近距离》推出的新闻人物，如霍金、袁隆平、傅聪、贾平凹、谷建芬、金庸、吴冠中、刘翔、郎平、王毅、章启月等，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重，广被网络、《新华文摘》等文摘类报刊转载，影响力巨大。《西京故事》赴上海演出期间，文汇报《近距离》人物专刊对《西京故事》的编剧陈彦进行了专访，深度挖掘编剧创作背后的故事。

施雪钧

　　陈彦的最新力作《西京故事》又一次在上海叫座走红。接连两天，终场后从逸夫舞台走出剧场的观众，都在回味心灵震撼的那一刻。

　　一部秦腔现代戏，能在颇有些小资情调的上海，一次次突破地域与语言的障碍而赢得观众，也算是戏坛一大奇观。

　　这使我想起了作家陈忠实在为陈彦新著《说戏》序文中所道：“……《迟开的玫瑰》和《大树西迁》，两次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两次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两次获得政府‘文华编剧奖’。戏剧创作的几项国家级大奖都获得了，且是一得再得，面对年轻的陈彦，早在几年前获悉这些喜讯时，我不仅感慨，而且肃然了。”

　　我的目光转向了剧作家。作为当今中国剧坛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十几年来，陈彦以他的才气、灵气，成就了“西京三部曲”，每一部剧作，都以厚重的含金量一炮打响。他的剧作，笔下“春秋”皆凡人。这凡人，就是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从乔雪梅、孟冰茜，再到罗天福，一个个站立在舞台上的鲜活小人物，不禁使人嫉妒起他的天分想象力。想象这个耀眼的太阳，只有和大地接触才会燃烧，在空中，它只会熄灭，而陈彦让他们“活”了。

　　“我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发现他们的美好，打开他们的心灵，看看他们心灵的震颤和痛苦、祈盼与诉求。”陈彦告诉我。

　　想来也是，空气越清洁，阳光就越灿烂，作品越清晰，美也愈完善，它给予人的心灵影响就愈强烈。托尔斯泰简单扼要地阐明了这种思想：“质朴是美的必要条件。”

　　而质朴、有着人性深度的剧作，只有站在自己泥土地上、呼吸着土地芳香味的人才能写出。陈彦便是这样的人。

　　■“舞台剧是个大活，需要知识的积累、生活的积累。只有积累到某一个点上，觉得有话要说、或将喷发的时候，那才能出好东西。如果你把它当作一门技术，玩起技法，什么故事都捏圆了再把它弄成一个舞台剧，那就失去了创作价值和意义。我从不接受那些不感兴趣、或是没有创作欲望的题材，为此，我推却了许多活儿，集中精力读书写作。”

　　■“这个社会，很多东西看似很复杂，其原因在于没有回到常识。你比如‘诚实劳动，安身立命’就是一个生活常理，但是这个常理被颠覆了。现今这个社会，做什么事都讲究利益最大化。这在商业领域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把这放大到人的基本生活层面，这些看似很浅表的常理，反而成了很深刻的命题。我们应该回归到人性来思考。”

　　■“中国的文人，必须要有根。你看现在有些戏，技术至上，写得很光溜，找不出什么毛病，可就是不能打动人，与时代隔着一层面纱，与人们的生活情感没关系。我呢，喜欢读历史，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也爱读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哲学。但是写作呢，喜欢写与现实贴得很近的现实主义作品，尽量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坚持守常、守恒、守道。历史的密码恰恰解决了现代戏的生命力问题。现实作品必须接地气。一切技术手段都不是目的，现实作品必须触动人那根最隐秘的神经。”

                                  ——陈彦

    静心读书，淡然独与神明居

　　走进远东饭店陈彦的房间，书桌上的一大摞书和笔墨纸砚，引起了我的兴趣。

　　几个月前在西安，一位与他同住一栋楼的艺术家朋友告诉我，无论严寒酷暑，每天清晨，他总能在窗前看见陈彦在晨练，一边跑步一边背书，日复一日，这情景令他感动。而今，我又诧异，陈彦无论走到哪，随身都带着笔墨纸砚，从剧场回到宾馆，送走客人，安顿好明天工作，他就铺开宣纸，淡然独与神明居，悉心临摹起《道德经》。这让人羡慕，在精神世界的那一端，他活出人的从容、淡定和美好诗意。

　　这无我之境，使他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从18岁开始写学生剧获奖，32岁时，写了32集电视连续剧《大树小树》再获“飞天奖”，20多年来，他为几十部上乘影视作品创作了主题歌，彭丽媛、阎维文、宋祖英、李娜、万山红、毛阿敏等诸多歌坛大腕，都演唱过他的作品。到后来，他专心致志创作了十几部舞台剧，这一路，他边走边写，不经意间，成了获奖专业户。

　　人到中年，有此成就，使得贾平凹也连连夸他，在为陈彦散文集《坚挺的表达》作序时，他写道：“陈彦在戏剧上散文上，以及在影视、歌词等方面的成就，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他天分很高。一座山上能不能开矿，首先是这山上本来就有矿藏。以陈彦的第一学历而言，他所取得的成就被人称作奇迹，其实就是他的才分高。二是他在学习上能耐烦。从事文学艺术的人都是好读书勤思考的，但不一定就能耐起烦。凡是能耐烦的人都成了大家。陈彦做事，包括他的读书，包括他的写作，其沉静专注是一般人难以做到。一个有极高天分的又极能耐烦的人，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使他的精神越来越高标，作品越来越厚重。这本来是极简单的成功方式，却被更多的人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而徒生羡慕甚或嫉妒。”

　　厖……

　　我与陈彦直面而坐，聊起了创作以及他的“西京三部曲”。

　　一身书卷气的陈彦，既是个艺术院团的领导者、管理者，更是一个剧作家、一个爱读书、一个爱舞文弄墨的文人。

　　“你的职务是院长，专业是创作，我无法想象，这两者如何能兼而得之？”

　　陈彦笑了。“我的方法很笨，习书法，16年来我始终坚持。中国历史上的文人，都能写一手好字。譬如3年中，我临《圣教序》临了100多遍。很多人想不到，为什么我在繁杂事务中能静下来，这与练书法有很大关系。我常常这样：晚上，一个人关起门来，静静坐着，要么研读一篇文章，要么练字，反复弄。写作也是这样，反复琢磨，反复修改，下死功夫。浮躁是千万不行的。假如手里捂着许多活，收了别人的订金，然后拼命赶时间，这种创作是很危险的。”

　　陈彦继而又说：“说实话，平时找我约稿的人很多，包括电影、电视剧剧本创作、改编等等。那来钱很容易。但我没接，反而干起了舞台剧。我将大量的时间放在了读书，写专栏文章、文化随笔、散文和评论上。你知道，舞台剧是个大活，需要知识的积累、生活的积累。只有积累到某一个点上，觉得有话要说、或将喷发的时候，那才能出好东西。如果你把它当作一门技术，玩起技法，什么故事都捏圆了再把它弄成一个舞台剧，那就失去了创作价值和意义。我从不接受那些不感兴趣、或是没有创作欲望的题材，为此，我推却了许多活儿，集中精力读书写作。”

　　他的话中，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创作的特征，这是因为，真诚是任何艺术的最高品质。感觉、情感，是创作的主导因素和最初的动机。他的剧作，受内心驱使，用舞台的形式表达情感，就像人们说话是为了表达思想一样。

　　为了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每天早晨，陈彦坚持一小时早读。久而久之，他把《四书》《庄子》《易经》《道德经》等都背诵下来，而且都是在慢跑中完成的。近4年来，他又对哲学家康德甚感兴趣并研读他的作品。只要发现康德的传记，他都买，买了就读。

　　陈彦颇有心得地向我解释：“为何要背呢？此可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解。当你把它背诵下来时，我觉得，似乎在与作者的心境在沟通。”

　　奇特的读书方式使他受益匪浅，他积累了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学养。这种读书方式又很活，就像魏明伦所说：读书力求三性：韧性、记性、悟性。有韧性没记性，读了白读。有记性没悟性，书是死书；悟性直观重要，一举满盘皆活；然而，单凭悟性，没记性就没库存，是皮包公司。没韧性就建不了太仓，是短途小贩。三性俱备，堪称知识富翁。

　　陈彦读书，韧性、记性、悟性皆有，不仅读活了书，还读出了现代戏的“新天地”。最后他发现，此时自己最大的兴趣，不是写作而是读书。

　　《司马迁》的创作过程终生受益

　　陈彦创作每一台剧，都追本溯源，下死功夫。

　　2006年，他接手了一道“命题作文”西影重头大片《司马迁》。时隔五六年，那个创作过程，还是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为写剧本，他花了整整3年时间研究司马迁。一走进书店，他就直奔传记书架，专找司马迁的传记。不知不觉积累了13个版本。他将大量的兴趣放在阅读上。接着，他又用半年时间做功课，一遍遍地研读《报任安书》，晚上躺在床上，一句句地背，直到完全背下来。于是，一个鲜活的、具有秦风汉骨的司马迁出现了。“司马迁是个伟人，越深入接触越让你敬畏，他的形象不断地在脑中走动着，感觉是不一样的。”陈彦说。

　　在研读和创作《司马迁》的过程中，最让他动心的是，他看到了一个历史伟人的人生脉络，以及他的思想嬗变过程。

　　与以往描写司马迁的文艺作品不同，陈彦将笔锋集中在“李陵事件”上，以此为中心事件，将各种人物关系和背景厚厚地铺垫开来，让各种矛盾冲突显得更为激烈，同时还巧妙地设计了一些人物关系，让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李陵事件’让司马迁遭受宫刑后，他发奋著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这种精神打动了我，我要还原历史。在遭受宫刑之后，司马迁已剔除了人生的虚浮，他不再追求世俗的功利，只是想留下真话。”陈彦对我说。

　　“《司马迁》的创作，实质上对你是个高层次的自我教化？”

　　“怎么说呢？系统地研究司马迁之后，觉得受益良多。每次研读《史记》都感觉很舒服，再仔细一读，又发现，在中国戏剧中，至少有百余部作品与《史记》相关。当然，更多的受益来自精神层面。司马迁做学问的彻底精神，对我的写作有着特别的警策作用；同时司马迁对社会的担当情怀和责任感，在历史上也是少见。完成这次创作之后，我觉得自己再看历史时，会对文字记载的历史发出自己的思考，无论是有定论的历史，还是有争议的历史，都有了自己的思索。我觉得《史记》应常读，对我而言，这次创作让我终生受益”。

　　然而遗憾的是，电影《司马迁》因预算等诸多复杂内因而搁浅。对此，陈彦仍心存梦想，“在合适的时候，我将把《司马迁》转变成舞台剧。”

　　《司马迁》的创作历练，无意间唤起了陈彦的文化自觉意识，他的剧作中，多了一份社会责任感。文坛巨匠巴金所崇尚的“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的教诲，在他身上显露无遗。

　　在现代戏《迟开的玫瑰》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对剧中乔雪梅的人物设计有看法，认为在当今社会里，陈彦笔下的乔雪梅，不该牺牲自己，而应追求更大的理想。

　　陈彦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是！你们所说的，是每一个人的理想，都想走到宝塔尖去，但是生活的真实情况是，塔尖上永远只有一小部分人，更多人必须在宝塔的底层，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底层那些人的生活状态。乔雪梅别无选择，必须生活在这个层面。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我写的是真实存在的一部分人。”

　　这就是陈彦不疾不厉、不狂不躁的言说。他告诉我：“我们处在经济社会急剧上升期，也可以说是人的思维意识与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期，我们如何在到处莺歌燕舞，日日有庆典、时时有捷报、处处有欢歌的盛世沸腾中，保持一点清醒、常态、低温，保持一点警觉、思辨、冷眼？我以为读读老子，当是时下需要鼓励的文化原典阅读方式……”

　　这个剧作家，内心世界丰富了、成熟了。内心世界一旦成熟，那么任何一种思想，随便一个题材转眼便会出现生动的轮廓。

　　写平民戏，让人性在人间凯旋

　　在陈彦随笔《生命的呐喊》一文开篇，他便发出击案般的坚定之声：截至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哪一门艺术能如此酣畅淋漓地表达一个人的生命激情，如此热血涌顶地呼喊一个人的生命渴望，如此深入腠理地宣泄一个人的生命悲苦，那就是秦腔……总之是我行我素，处变不惊，全然一副‘铜豌豆’作派。”

　　这个“铜豌豆”作派，便活生生体现在陈彦的现代戏创作中。他的“西京三部曲”的选材，都取自当今社会最需要关注，但又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群体，恰恰这又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

　　我们继续聊他的戏。

　　“对一个创作者而言，七八年耗在一个剧本上，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听说《大树西迁》就是这样？”

　　“是啊，这最折磨人！开始写这部戏时，许多人希望我写决策层，颂扬他们的功绩。我说我写不了，我只写最底层的普通教师，包括他们周围那些丧失了土地卖鸡蛋的农民。我觉得除了人性深度之外，它的社会面更宽广。这个题材，大家都漠然，但恰恰是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个群体。剧中的这些角色，是现实中人，他们成了故事的主角。”

　　其实，在看《西京故事》时，我的注意力，一直被台词所吸引。人们惊叹，陈彦的剧作，简练、亲切甚至土得掉渣的那些台词，出神入化，深深打动人心。语言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一种至上的感染力。譬如：“这脊梁驮着你们爬山岭，这脊梁挑着我们求学进县城，这脊梁几次折损几次接拢，这脊梁就是我们的银行我们的天空……”还有，第五幕中的唱词：“眼花缭乱就会心性浮躁，好高骛远最易根底脱锚。心态失衡看事自然颠倒，急于求成精神愈发浮漂……”这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朴实语言，看似像在聊天、在交心，其实质就是在呼唤人性的回归。同样，在《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中，这种人性的光辉贯穿着全剧。就如阿尔斯泰在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乐后说：这是人性在人间的凯旋。

　　“这三部戏的写作，哪一部感觉最难？”我们继续聊着戏。

　　“还是《西京故事》。3年半中，写了放下，再写再放下，如此反复，写得很累。总觉得，这个人物的设置，没能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必须得调整人物、调整结构。这个社会，很多东西看似很复杂，其原因在于没有回到常识。你比如‘诚实劳动，安身立命’就是一个生活常理，但是这个常理被颠覆了。现今这个社会，做什么事都讲究利益最大化。这在商业领域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把这放大到人的基本生活层面，这些看似很浅表的常理，反而成了很深刻的命题。我们回归到人性来思考。遵循常理，现在被人看成是迂腐。很多价值观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遭到了颠覆性的破坏。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益的价值观，已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毛细血管里。

　　“我们都生活在现实当中，由于人们对当下生活的谙熟，对现实生活深度、广度的切肤感知，而容易对现代戏提出更高更苛刻的要求，因而，现实题材的戏曲创作就尤其难以为剧作家所青睐。但也有忍不住的时候，那就是某种生活与自己的创造神经突然对接上了，被打动了，被感化了，被纠缠不休了，并有所悟道，就容易‘重操旧业’，《西京故事》就是这样的产物。”

　　在《西京故事》剧中，直面不正常的社会现实，陈彦让最朴素最闪光的生活常理，回归本性、回归常态。面对不按常理生活的人，他大声疾呼他们的回归。

　　“那么，早年创作的《迟开的玫瑰》，取材有没有故事？”

　　“有啊！当时我住在一个大院里，周围住的全是艺术家。这个大院，下水道老是堵塞，常常满院飘起污秽物，臭气熏天。大家都很头疼。然而，自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一个下水道工出现后，院子没了后顾之忧。从此每过一两个星期，人们就急切地盼望他的到来。生活就这样，把一个小人物推到我的面前。这样一个社会最底层的清洁工，文艺作品自然不会选择他。大量的文艺作品，都在写白领、时尚人物，以及什么住别墅的女人等等。受此启发，我从一个下水道工人联想到社会最底层的民众，这是支撑着整个宝塔的最底层的人，我们不能漠视这些人的存在，于是就写出了《迟》剧。令我高兴的是，这部戏已经演了14年了，至今还在舞台上屹立不倒，不仅如此，全国20多家剧团还进行了移植，成了很多剧团的保留曲目。”

　　无怪乎，陈彦的剧作，总给人一种“舞台上的人融入了生活中，现实中人走进了舞台”的感受。它太真实了，真实的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这些揣着“西京梦”的人，就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小区清洁工、钟点工或者饭店端盘子的服务员……

　　陈彦从劳务市场数百个“寻梦者”渴望的眼神中，找到了人性的密码。

　　“中国的文人，必须要有根。你看现在有些戏，技术至上，写得很光溜，找不出什么毛病，可就是不能打动人，与时代隔着一层面纱，与人们的生活情感没关系。我呢，喜欢读历史，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也爱读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哲学。但是写作呢，喜欢写与现实贴得很近的现实主义作品，尽量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坚持守常、守恒、守道。历史的密码恰恰解决了现代戏的生命力问题。现实作品必须接地气。一切技术手段都不是目的，现实作品必须触动人那根最隐秘的神经。”陈彦说。

　　用剧作家特有的“第三只眼睛”，站在泥土地上，陈彦那根敏感的神经，还在观察社会底层的大众，他们的一言一行被关注，不断地被装进剧作家的脑海里、意识中……

        （转引自2011年11月22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