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

齐雅丽

　　被列为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的大型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在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公演了，刚刚才演出了十几场就已经成为古都戏迷们热议和追捧的焦点。媒介也纷纷报道称：这是著名剧作家陈彦最新推出的现实题材力作，与之前他创作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一起，被业界誉称为“陈彦现代戏三部曲”。俗话说：十年磨一戏。一部刚刚推上舞台的剧目就能得到众口一词的好评实属不易，作为一名普通观众，笔者观看当晚与其说是被感动不如说是受到了深深的震撼，这种震撼来自精神世界、来自心灵深处，不能不说：《西京故事》是一部不同以往的、直逼现实、直抵心灵，有了大胆创新和突破的现实主义舞台力作。

崇高的精神力量震撼观众

　　编剧陈彦是一位成熟的剧作家，更是一位具备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剧作家，从他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出，无论是他早期的作品《沉重的生活进行曲》，还是80年代、90年代创作的《九岩风》《留下真情》《迟开的玫瑰》，以及之后的《大树西迁》等，均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和思考，体现了一个优秀剧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在他的作品中每每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弘扬真善美、呼唤道德建构、讴歌崇高精神。而《西京故事》的精神感召力量尤为强烈。该剧讲述了由农村迁徙进城打工的一家人的故事。曾当过民办教师、村长的罗天福，从大山中走出，来到西京城打工赚钱，供养在重点大学就读的一双儿女。于是，在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罗家父子两代人之间；甲秀、甲成姐弟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矛盾冲突。作品通过农民工在城市机会多多却也困难重重的生活境遇，揭示了在时代大潮裹挟下这个特殊城市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并由此演绎出世间百态、市井风情，凸显出各色人等鲜活生动的个性。剧中着力塑造的主人公罗天福,传递出作者对民族根基、理想道德的坚守，对靠诚实劳动赢得尊严、撑起社会大厦的千千万万个平凡人由衷的敬重，体现了对普通劳动者深沉、真挚的人文关怀。如果说我们从《迟开的玫瑰》中看到的是乔雪梅的无私奉献，在《大树西迁》中看到的是孟冰茜的理想追求和坚定信念，那么，在《西京故事》中罗天福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现实的责任和担当。正如老罗所唱“不能为社会造栋梁，也不能给人间养毒疮。好乡亲也指望我把路趟，这信任把我卑微的生命照亮堂。一切都不能往下放，老罗的担子还得老罗咬紧牙关往前扛。”也正是这种小人物的责任和担当支撑起了一个家，成为建构社会大厦的坚强基石。不是每一个人生都能轰轰烈烈，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本来就平平淡淡，现今社会，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造成的是人心浮躁、物欲横流，如果我们社会多一些诚实劳动尽本分的老罗，多一些面对困难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多一些为家庭担当为子女尽责的好父亲，国家会长治久安，社会会和谐稳定。自平凡中发现美，自苦难中提炼出笑，在冬天里寻找到春天。这是作者通过作品要表达的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的生活态度。贺拉斯说：任凭天崩地裂，美德岿然不动。正是这种平凡中的伟大、朴素中的崇高深深感动着观众、引发着思考、震撼着心灵。记得一位剧作家说过，我们当代戏曲的思想含量在减弱，缺乏感动当代人、激励当代人、启迪当代人的思想力量，而是过多地迷恋于声色，或者玩味于自己的技巧，忽略了戏曲本身具有的感人、震撼人、启迪人、包括思想哲理的力量。《西京故事》恰恰相反，如主题曲反复咏唱的“我大，我爷，我老爷，我老老爷就是这一唱，慷慨激昂，还有点苍凉。不管日子过得顺当还是恓惶,这一股气力从来就没塌过腔……”无论是东方老伯守护的千年古槐，还是老罗坚守的百年紫薇树，都是作者力图传达给观众的一种精神隐喻，树只是意象，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不朽的文化传承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弯曲的精神脊梁。《西京故事》所呈现的这种强烈的思想精神力量震撼了每一个观众，赢得了掌声和喝彩。

深刻的现实意义引发共鸣

　　《西京故事》巨大的精神力量是通过艺术地再现和艺术地表现真实生活和人物、故事的方式传达出来的。现代戏本来就不好写，因为离现实生活太近，非得有敏锐的洞察力、坚实的生活体验和高超的艺术提炼不可。《西京故事》所选取的人和事不单单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直逼当下现实矛盾、直抵社会焦点问题。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本质原则所在。其所呈现的深刻的现实意义正是社会所需要的、观众所期盼的。因而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时代呼唤现实主义作品。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市场经济和城市化为核心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了新一轮改革。之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利益日趋分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数最多、规模范围最广的农民进城事件和农民工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流动人口、新型阶层等使得现实发展与创作者的文化期待和社会理想产生激烈摩擦，一些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方式面临挑战，于是在追求大众化和世俗化的理由掩盖下，文艺创作出现了庸俗化、戏说化和迎合感官世俗的倾向。如我们看到的片面追求所谓视觉刺激、游戏精神、娱乐搞笑的商业大片，以及戏说、言情、武打、翻拍等为代表的电视剧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避和失语。实践证明：抛弃现实思考的文艺，也将被现实抛弃。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管成果辉煌、举世瞩目，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如三农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在全球社会和中国现实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与时代同步，直面现实、聚焦热点和表达民意的现实主义作品。《西京故事》的推出无论是从其思想性还是从创作方法看，无疑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内容看，该剧反映了农民工进城打工所面对的生活的艰辛和尊严的挑战；揭示了城乡下一代青年人普遍所面临的道德品格缺失教育和人生观、价值观等人生信仰缺失的严峻现实；弘扬了以罗天福为代表的陕西农民守本分、尽责任、勇担当的优秀品格和“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务实进取”的美好形象；提出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发展进程当中所要面对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考量等等。尤其是当作为人民教师的父亲罗天福面对教育失败的儿子时的无奈和房东夫妇“有钱了日子也过不好”等现实问题呈现在观众面前时，戏剧审美已转化为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观众的情感早已被剧情所牵引，似乎每一个观众都能从中找到共鸣点，现实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作用，使戏剧的魅力张显，寓教于乐的传统戏曲的生命线被发挥到了极致。

　　戏剧舞台需要现实主义精神引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艺创作出现了一种唯娱是从，以乐为上的创作方式。伪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泛滥，虚构成了真实。近几年的所谓“山寨文化”更失去了原创精神，复制、翻版、拿来主义等，缺失的不仅是文化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的矛盾和危机。有一篇文章曾写道：“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者在个人素质上必须成为‘社会的良心’，具备一个知识分子必备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坚定的价值评判系统。”从剧作家陈彦的创作道路看，他秉承了这一精神。纵观以往的戏曲舞台，传统剧占据大半江山。近几年，在中国艺术节、中国戏剧节等最能体现舞台艺术成果的全国性活动中，在代表中国艺术最高成就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中，现实题材约占了1/3。直面现实、推陈出新的戏剧作品也很多。但是，现实题材并不能等于现实主义。《西京故事》的成功首先在于剧作者表达了时代诉求，传递了人民心声。其次在于剧作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熟练运用。一是表现在作者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和体验上，如古城墙下大杂院内一群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他们的言行、他们的思想，如果没有深刻的体验和观察思考，便不会有如此符合实际生活的形态、面貌和逻辑的艺术描写；二是表现在典型化方法的运用上，作者通过细节的真实来表现生活的本质，如房东丢拖鞋的细节、全家“数钱”的细节、东方雨为老罗三年打饼算账的细节等；三是表现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者通过罗天福、甲秀、甲成、金锁、房东夫妇等既符合生活真实又符合自身艺术逻辑的典型形象来揭示生活的本质；四是作者将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精神气质隐藏在人物身上，融入到形象当中，通过对生活的直接描写自然而然流露，潜移默化中打动观众；五是朴素的对白唱词，客观写实的故事铺陈，冷静细腻的刻画人物和事件，使观众不知不觉入戏动情。艺术实践证明，只有真诚观察、记录和思考现实问题，真实呈现社会风貌、时代精神并表达大多数人现实诉求的作品才可能流传下来成为经典。《西京故事》具备这样的素质和条件。我们的戏剧舞台需要这样优秀的作品。  

　　坚持审美特性赢得市场

　　艺术是为审美而存在的，即便是现代戏甚或现实主义作品也不是生活的拷贝。艺术的审美特性至关重要。当前，在话剧创作和现代戏创作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赋予生活以艺术的形式，这已成为当下现实主义舞台艺术创作的最大困惑。面对社会良知，面对市场，面对观众，既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又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这对艺术家们是一个考验。在《西京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剧中写实与写意结合的成功，再现和表现转型的不露痕迹，现代人言行举止与民族戏曲程式结合的巧妙生动，以及吸收各种现代手段创新形式的大胆突破等。《西京故事》在坚持审美特性实现程式创新方面无疑考试过关。

　　都说戏剧是表演艺术，一出优秀的剧目，除了剧本的成功之外，演员的表演至关重要。尤其是戏曲，从传统意义上说，观众看的是“角儿”，人常说：好演员包戏。意思是，一唱遮百丑。观众看戏不叫看戏，叫听戏。韵味绵长时可以闭目欣赏。在《西京故事》中梅花奖得主李东桥担当重任，他的表演可以说是朴素、真挚，举手投足、形神兼备，唱做俱佳，令观众叫好感动。这个角色对李东桥来说可谓挑战，从《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到《蔡伦》的蔡伦等，传统戏曲有彩妆、行头、程式等的“遮盖”，可以说在唱功上的要求远远大于表演，而现代戏可是对演员的全方位考验，尤其是在塑造人物、刻画人物内心上需要下一番功夫，看了东桥塑造得罗天福形象让人振奋，他不仅把握了人物的角色定位，拿捏了表演分寸，更深入了角色内心，将一个有知识、敢承担、“做人有下数”的诚实、勤劳、有骨气的罗天福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将罗天福身上看似懦弱实则坚强、宽厚包容、善良进取的精神气质呈现得淋漓尽致，在形体表演中既有打饼程式的新创造，又有挑担前行的传统程式的创新运用，在唱腔处理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中，更是将中国传统戏曲美学写意性的精髓融化在血液中，渗透在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中。使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气、有筋骨的人物深深印在观众脑海，令观众由衷叫好叫绝。

　　当然，戏曲是综合艺术，二度创作中除了演员，导演、音乐、舞美灯光、服化道等都不容忽视。《西京故事》的成功离不开著名导演查明哲现实主义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完美融合，尤其传统戏曲演现代戏，弄不好就成了话剧加唱。查导在戏剧节奏把握、舞台调度、表演空间的拓展和传统戏曲程式的大胆创新和运用等方面既秉承传统又大胆突破。如没有幕间休息的审美连贯的突破、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舞美空间布局、打千层饼和挑担送饼等新程式的创造和旧程式的巧妙创新、表现农民工忙碌工作场面的舞蹈呈现、救火场面戏曲技巧的合理运用等，使全剧好听、好看、感人，审美的愉悦赢得了观众，赢得了市场。

　　李长春同志指出：文化建设要始终重视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和关键所在，是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基础，也是当前文化建设和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强调：“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功能，是优秀文化产品的根本价值所在，是广大文化工作者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当前，在大力发展我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努力实现建设西部文化强省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在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中，我们应发扬陕西文学的优良传统，秉承健康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立足当代生活，创作出更多更好，像《西京故事》这样能给人民大众以精神指向的优秀文艺作品。

     （作者系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