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恪守社会基准价值、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的优秀文艺作品，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个体道德品性养成都有着永不过时的特殊意义。而在社会转型、价值迷乱和精神萎顿的时代大变革时期，对此有清晰认知和担当意识，且能艺术呈现和撼人心魄的作品既尤为亟需也更显可贵，其明辨是非、匡正时弊、揭示美丑的教育感发作用在时代精神史的背景上往往有着正本清源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推出的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正可谓此类作品。
由著名剧作家陈彦创作、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查明哲执导、秦腔界首位“梅花奖”获得者李东桥领衔主演的《西京故事》，聚焦于在城市底层辛苦打拼的民工群体，但又力避当下“底层写作”对其苦难展演与狭化解读的惯性和常态，将这一群体的质朴与宽厚、自立与自强、可贵与可敬的艰辛悲欢和温暖光亮，真切而鲜活地呈现在戏曲舞台上，并以富有创造性的艺术表现力，逼真地再现了当下中国乡村与城市、父辈与子女、传统与现代、梦想与现实、认同与悖忤、恒常与变通等密切关联又对立冲突的复杂关系和现实场景。作品对社会城市化进程的把握，对底层群体情感和性格的揭示，对青年个体精神迷失的展现，无不具有时代镜像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西京故事》直面时代情绪和现实生活深层的精神诉求，对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意识流变和个体价值裂变作了集中而又形象的艺术表达，并由此表现出对底层群体质朴品性的由衷敬意和对社会恒常价值的积极恳认和尊重。
诚如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宣示，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国向城市化迈进的过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怀抱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梦想急遽涌入城市。由此引发的城乡矛盾、观念冲突、价值错位等，遂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与难点问题。《西京故事》敏锐而准确地捕捉了这一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生活的鲜活质地，把一些被时代所遮蔽了的底层群体的艰辛生存状态和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的生命价值在戏曲舞台上作了立体性的艺术呈现。剧中主人公罗天福，怀揣喜悦和梦想携妻进城，力图依靠“打千层饼”的手艺在西京城谋生，以资助在此地重点大学就读的一双儿女甲成、甲秀。然而，一系列不期而遇又接踵而至的事件和问题，不断冲击和撕扯着主人公罗天福卑微的尊严、简单的梦想和朴素的生活信念。罗天福父子俩围绕“卖掉老家那两棵老紫薇树，即可使全家人能活得像个人”和“钱能依靠双手挣，不劳动即使把树卖个高价将来也会坐吃山空”而展开的对话和冲突，既展现了社会转型期两代人在生存方式、价值标准、道德认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也直逼当下社会：在以速度、效益、捷径为行动圭臬，追求“以小换大”、“以少搏多”、“快速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当下，那些依靠双手获取报酬、维系尊严的平凡个体是否还能获得时代的同情、理解和尊重？今天的社会是否还应对脚踏实地、勤恳劳作等本色劳动及其社会基准价值怀有基本的尊重和敬意？
毋庸置疑，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切身感受到依循市场取向的经济建设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切身感受到了资本逻辑对当代意识的渗透和操纵。诸如“诚实劳动”、“勤劳致富”这一传统美德和宪法中的公民精神越来越成为被戏谑、嘲讽和撕裂的对象。今天的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致富”结果，而对是否是依靠“诚实劳动”甚或是“合法致富”失去了关注兴趣和评判标准。那些层出不穷的“拜金女”、“宝马女”、“裸照门”、“40岁没4000万不要见XXX老师”等公共事件，无不折射出当下社会颇为泛滥的“一切以财富为重、一切以快速致富为能”的财富观、价值观甚至道德观。与之同时，那种脚踏实地、诚实劳作的生存立身方式则日趋沦为“没本事”、“不聪明”的象征，而那些持此生活准则和伦理价值观念的个体则被视作“愚笨”、“无能”甚或“下等”。 致使一段时间以来，“劳动无用”、“勤劳难致富”日益蔓延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
在此时代背景与现实情势下，《西京故事》对从事本色劳动的底层群体的关注、对“劳动创造财富”观念动摇的时代情绪的展现，以及对勤劳致富这一社会基准价值的真诚恳认、坚守和敬重，就愈发显得可贵和富有醒世价值。剧中，罗天福面对儿子对其克勤克俭的嘲弄以及离家出走的自暴自弃，无奈双膝跪地向其“投降”的情节，与其说真切展现了父子二人观念上的激烈对立和冲突，毋宁说是“勤劳致富”与“一夜暴富”两种价值竞逐的现实映像和“沉重”表现。对底层群体以及普通大众来说，也许，这个时代的“沉重”并非仅是物质生存的艰辛与苦痛，更多的还有来自个体对其赖以安身立命的劳作方式的质疑和动摇，以及内心价值信仰的错乱和迷失。《西京故事》正是在这种时代的质疑与动摇、错乱与迷失中，对社会基准价值做了一次冷静的思考和梳理。这种思考和梳理以及探索和呼吁，对廓清社会上不断蔓延的漠视本色劳动的消极认识和“劳动无用”的不良情绪，无疑具有正本清源、明是辨非、扬善贬丑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一切。”在确认“劳动创造财富”的基点上，应该看到，虽然“劳动”一词涵盖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共有意义，且智慧精英的脑力劳动能够创造且已创造出了几何级的社会财富，但就人类发展历史及当下社会而言，依靠双手诚实劳动的普通大众以及源此而生的价值信仰则是构成社会及社会意识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赋予“劳动”以人类学意义的历史依据。中国历史中有关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的故事传说，诸子学说中“赖其力者生”的人生义理，典籍辞章中“劳则思，思则善心生”的道德箴言，也无不凸显着对本色劳动及其作为社会基准价值和道德伦理的肯定和传扬。
而《西京故事》的突出价值和意义正在于，在勤恳劳作这一社会基准价值和道德伦理日趋瓦解甚或被抛弃的当下，作品将对时代应有精神力量的探索伸向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传统的交汇点，并以诚挚的平民立场和人文情怀提示人们：正是许许多多像罗天福一样脚踏实地的平凡个体，构成了社会牢固的基石和民族坚实的脊梁；也正是这些普通个体所持守的朴素生存方式和基准伦理价值，才使得人类社会获得了绵延至今的精神支柱力量；即使社会已进入到了科技时代、知识时代和信息时代，这些依赖本色劳动安身立命的普通劳动者还将普遍和大量存在，而他们所持守的价值信仰依然是社会基准价值的构成基础和重要内容。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只有积极恳认这一社会基准价值，并对其关联着的普通个体抱以基本的理解、同情和尊重，才能建立起温暖、坚韧的社会价值信仰。
难能可贵的是，在《西京故事》中，这一切并非是依靠刻板的说教，而是在强烈的情绪感染和动人的艺术表演中实现的。一方面，舞台设置积极借鉴了话剧艺术元素，创设出了一个富有流动性和象征性的立体街区，极大地丰富了戏曲舞台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罗天福的扮演者李东桥以贴近人物的本色表演，成功塑造了一位身处底层、克勤克俭又隐忍持重的父亲形象。罗天福这一人格形象，不仅以其忍辱负重、克勤克俭、倾心为子女的质朴行动打动人心，而且还以其坚守自强自立、诚实劳动的安身立命原则树立起底层群体的人格高度。他所唤起人们的不仅是悲悯和同情，更是敬意和感动，使得观演者在强烈的价值震撼和情绪感染中由衷地生发出与物质意志相抗衡的精神底气和道德力量。
七百多年前，高明在《琵琶记》中写到：“非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应该说，与其他艺术相比，中国戏曲自产生起就以其强烈的现实介入性和社会担当意识影响着市井人生。在“妙手著文章者”多而“铁肩担道义者”寡的今天，《西京故事》对底层群体的热切关注和对社会基准价值的积极恳认，应该说是弥足及时和珍贵。在反映现实生活和诉求主流价值、传达时代情绪和弘扬社会精神、勇于担当和艺术表现等方面，该剧都有着值得积极肯定的评说意义。
（焦垣生系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