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新编秦腔历史剧《大秦将军》对剧本的定位与时空设置
新编秦腔古装剧《大秦将军》（编剧：曾长安，导演：吴根邦，作曲、配器、指挥：李书等；主演：赵扬武、王新仓、谭天杏、雷涛、徐松林）注定要和新时期以来的戏曲改革历史融为一体，尤其是古装戏曲的舞台表现，更可能成为秦腔发展史上的舞台经典读本。故事的简约性、舞台的空灵性、人物的深刻性、戏剧冲突的经典性、唱腔的抒情性、表现的写意性、对白的典型性，作曲配器多层次展示人物心理的复杂性和细腻性，堪称近年来秦腔舞台综合艺术的扛鼎之作。
《大秦将军》属于典型的大题材而非大制作舞台作品。剧作以秦嬴政立朝前夕、统一战争的关键之战“灭楚”为背景，以嬴政与王翦之间的君臣见疑、猜忌、互信、释疑为主要故事线索，错落有致地表现出了封建君王与文臣武将之间重用而不信任，猜忌而不得不用，重用而又始终相互提防的苍凉情结，其实这正是封建王朝始终存在的普遍现象，只不过这种现象在改朝换代和风云诡谲的历史时期更为明显，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之时最为突出而已。在中国各个剧种的传统剧目之中，似乎很少表现此类题材的作品，或者说此类心理剧并不是中国传统戏曲表现的优长，甚或可以说，中国传统戏曲的表现形式也极难把这类题材展示得恰如其分。这就是说，长于表现故事内容和宣扬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中国戏曲，长于抒情、写意、传神作为审美特质的中国戏曲，并不以审美作为主要内容。人物心理空间的开掘和彼此间的心理较量，始终未曾成为中国戏曲的题材范畴。显然，《大秦将军》从一个侧面开掘帝王心态和臣子的如履薄冰、颤颤巍巍，应该说开创了新编古装剧的新的领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界定《大秦将军》，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概括编剧曾长安的编剧技巧，并不为过。严格说来，《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关于王翦生平事迹的记载并不足以成为编织成一个戏曲故事，也不足于展示王翦作为对秦国一统霸业有着居功至伟的一代名将的全部战绩，而《史记》中关于嬴政与王翦关系的寥寥数语，更是难以展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之际诡谲复杂、变幻莫测、雄才大略、既不拘一格任用贤能，又疑心甚重、猜忌和不信任任何文臣武将，然而却能最终一统天下的胸怀气度。很难用传统的戏曲人物类型将嬴政归结为哪个行当，也很难将王翦归结为须生还是武生、老生。正是在这许多“说不得”、“不能说”、“难说清”的人物性格选择中，剧作家没有把王翦刻画成一个统兵百万、心雄万夫、鲸吞天下的赳赳武夫，也没有把一个在历史上被描写刻画成“暴君”、“独夫”、嗜杀成性的杀人魔王刻画成一个勤政爱民、善驭群臣、时刻猜忌并不能不用、不能不重用、重用之后而又寝食难安、时刻提心吊胆害怕兵权旁落的复杂心态表现为一个简单的类型化人物。应该说，作为当代剧作家，应该尽量摆脱人物行当的窠臼，或者说，应该以当代审美观念关照历史人物，写出人物的复杂性，人物性格的多面性。然而作为舞台艺术和表现性极强的戏曲，又不能不用行当的表现手法，用“四功”、“五法”的规定性程式展示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这个层面，编剧显然更注重当代观众的观赏心理，注重从人物心理层面开掘人物的复杂性，把大量的叙事性情节和场面留作幕后处理，给导演的二度创作留下了巨大的舞台空间。如从决策伐楚、群臣议论汹汹到王翦建议楚军势强，不可轻视，须六十万重兵方可一战而胜的老城某国之语，却被嬴政视为老而怯敌，而李信的轻敌骄狂，声称只需二十万便可一战而下楚，正是迎合了嬴政的一连串胜利之后的冒进心态这一系列的铺排性情节，仅仅用了简单的几个舞台调度，便交代了故事的过程，从而为展示王翦愤而请辞，嬴政频阳请将腾出了舞台时空。
舞台无疑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个现实的客观存在。它在给导演提供了展示自己艺术构想的同时，也为导演设置了一个拘囿想象和进行艺术创造的外在枷锁。这就是说，舞台现实的多面性，决定了导演必须在用人物的语言行为和唱腔阐释文本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创造激情，在这个空间内，导演完全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和自身对剧本的阐释，营造出表现人物内在感情的不同于舞台空间的自由时空，最大限度地表现人物在不同环境中的心理时空。时空自由是写意的中国戏曲有别于写实的西方艺术的最大特点，只有在有限的舞台时空中最大限度地展示导演眼中的人物心灵世界，才能充分发挥“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从而使舞台的有限时空转化为无限的自由，转化为演员在不同环境中的自由的精神世界。可以说，对于《大秦将军》这样一部以展示人物内心世界为主、以金戈铁马战争场面为背景的心理戏剧，千军万马的调度与指挥若定的运筹帷幄，都只能是一种战争氛围的环境烘托，而绝非舞台调度的主色。因而，无论在表现金殿论兵、李信慷慨出兵与楚军鏖战，还是李信兵败、嬴政的焦虑与频阳请将，王翦出兵路上的请封以释嬴政猜忌，嬴政的对军权旁落之后的内心隐忧但又无计可施，嫁女以释王翦疑虑，王翦的疲楚之计，再到大举进兵伐楚，王翦凯旋之时的面对解除兵权、众将官的群情汹汹，宫中传递出要王翦领衔请封，王翦以自身对嬴政的认知和对自己身家性命的忧虑以及做出自解兵权，悄然孑身一人回到频阳，凭吊在战场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已化作坟茔孤冢的内心独白，以及最终与嬴政的心理对白，这一系列的时空转换和场景摇移在表现了剧作复杂不定的情节勾连的同时，也展示了战国末年兵燹连天、烽烟四起之时，一代英才之主与一代名将之间遥隔天山万水，然而却气息相通，既彼此相知、气息相通，但又彼此之间互相提防，颤颤巍巍、如履薄冰、如走钢丝的普遍心态。显然，这样的剧情无疑给导演提出了在如何在全景式表现战争进程的同时深入细腻地展示人物心理较量的难题。按照传统的戏曲表现手法，则必须进行宏大场面的叙事和抒情，必须是把铺排和表现人物表情表意的细腻心理末节展示出来，而如此，则完全不适应当代观众的欣赏要求，那也将是另外的一个剧本，也将是对伐楚战争的另外一种解读。
中国戏曲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人物的心理放大了表现给人看，在抒情写意和虚拟的舞台表现中最大限度地给观众以视觉和直觉的审美感受，以个体的灵魂裸露和欲望的直白展示表现出普遍的道德情感。以伦理的普遍价值取向取代人性人情的审美，以道德价值判断取代普遍意义的人文关怀，以人的社会性存在取代个体独立的人格精神自由发挥，从而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大众解读。当代戏曲无疑是以最大限度地表现人格精神和人格魅力为旨归，这就要求导演和剧作家必须以表现人物为中心，以展示人物的情感为基点，以表现人物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性格，从而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表现出人性的独特魅力。不以宏大的叙事结构作为表现对象而专注于展示人物的心理，不以展示时间的来龙去脉做过场铺垫而专注于揭示人之间的心理较量的叙事手法，决定了这是一部迥异于传统戏曲的心理戏剧。这也决定了导演手法必须以现代的人物体验为主，以深入浅出地进入人物的心理世界并以戏曲的外在形体动作揭示出人物的心理轨迹，以独具匠心的舞台空间调度，从而展示出不同时空内的人物在不同的场景中的灵魂躁动。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宫廷，同样是面对群臣，不同的人物对象所面对的不同空间和不同角度所展示的人物心理情境也迥然不同。对秦王嬴政的正面以案几以显示君王的威严和权势不可侵犯、书房以表现君臣关系的不同寻常，卧榻以进入嬴政的私密空间，不同方位所展示的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嬴政的不同心境，进而揭示人物对待不同事件的心态和不同处理方式。
君臣之间的猜忌和揣摩是秦腔《大秦将军》的表现主题。导演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表现胸怀天下、文韬武略集于一身的王翦与一代雄猜之主之间既鱼水相依又互相提防，既彼此之间相知、相识、互相欣赏，又互相猜忌的心理较量。其实王翦了解嬴政，就像嬴政了解王翦一样。只不过作为君王的嬴政，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放心大胆地任用任何一位为臣武将，这是由于其帝王的地位所决定的。而作为手握倾国重兵、在决定秦王朝命运的伐楚战役中的统帅，如何解除君王的猜忌，始终是王翦出兵前和出兵后殚精竭虑的问题。虽然嬴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以嫁女作为既表示对王翦的宠幸，又暗藏挟制和监军的味道，仍然难以一展皱眉。而王翦则深深洞悉这个用意，作为出生入死陪伴嬴政五十余年的统兵将领，深知嬴政害怕什么，想要什么，也深知自己触动了嬴政的哪根神经，更深知自己手握重兵甚至连御林军都掌握在手不啻于拿嬴政的身家性命相搏，则既要讨封请赏为子孙计以消除嬴政对他的戒惧之心，又要消除宫中王公大臣的猜忌谗言以解除后顾之忧，外表的贪得无厌和内心解除帝王焦虑的急切构成了王翦内心比帝王更为焦灼的矛盾心态。两者在统一六国战略上的冲突和大目标上的一致性，出于自身不同身份的考虑，同样构成尖锐激烈的心理较量。王翦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果然当伐楚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班师回朝的过程中，一道解职的诏令使他再次陷入迷茫，他明白诏令背后的凶险和宫中大臣对他的忌惮，也明白朝中群情汹汹地他要求带头签名请封对嬴政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深知为结束春秋以来八百年战乱付出过什么样的代价和嬴政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于是果断制止众将官的群情躁动，要王贲自缚请罪一见君王，孑然一身地返回频阳老家，祭奠那些战死的亡灵。只有在这时，释然一身的王翦才能如释重负。面对坟茔座座，敞开心扉，慨然面对嬴政的诘问而心胸坦然。也许只有在这时嬴政与王翦的对话，才具有了认识论的深刻含义。君王什么时候能放得下心，臣子什么时候又能放得下心。我们才能幡然领悟帝王心术和驭臣之道，才能在更高层次上，领会王翦的拳拳臣子之心。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可以领悟在秦统一六国的征战中，众多的将才帅才中为什么唯有王翦征战五十余载而能独善其身，不止是他具有高超的文韬武略，也不只是他能洞悉君王的心理需求，还在于他善于驾驭战争艺术，不居功、不自傲，更善于以韬光养晦之术保全自己。所以王翦就不只是个军事家，也不只是个赳赳武夫，而且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善于在君臣之间和群小之间虚与委蛇的高超的政客。
以有限的舞台物理空间分化出无限的艺术空间，以简约的舞台美术设计和空间的合理分割，进而展示人物不同心态中的不同情态，以深刻的人物心理体验和演员的手眼身法步幻化出人物的神态与形体表现，是《大秦将军》能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将宏大的战争场面隐入幕后，着重展示秦王君臣之间的心理较量，用不同的舞台调度，多侧面地展示人物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心态，同时运用音乐的磅礴气势，表现决定秦王朝生死之战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争场面，是作曲配器为净化和简洁舞台空间做出的突出贡献，也创造了秦腔古装剧历史上的又一个音乐高峰。唱腔的华美与高亢，配器的多层次铺垫以及对人物心理细节的细腻描摹，无不展示着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作为秦腔演出的第一方阵的整体实力和当之无愧的第一阵容。
戏曲是综合艺术。一部优秀的舞台作品，必须是由导演统一构思下的分工合作，由演员在舞台上呈现出的唱念做打的高度统一。然而我们可以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演员能准确地领会导演意图，运用行当程式性的外化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表现出作为大将王翦的刀枪剑戟之功，给人物一个准确的行当定义，展示作为帝王嬴政的文治武功，那么，作为道具的刀、剑，也就不再是舞台道具而成为人物身份的本身，成为艺术元素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么《大秦将军》也将不再仅仅表现为唱腔的艺术，也将会具有更强烈的可看性。
（作者系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文艺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