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在现阶段采用的是西安地区标准音(非西安方言土语音)，也称关中语音。关中话在汉语中属北方语系，在过去其字音有四种声调，即：平声、上(读尚音)声、去声、入声。元代以后，入声逐渐消失，平声又分为：阴平、阳平。即现在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也叫第一声(一声)、第二声(二声)、第三声(三声)、第四声(四声)。举例说明，如：妈、麻、马、骂，答、达、打、大，禾、和、火、贺等等。这四个声调，把它从中间分为两半，阴平、阳平为平声，上声、去声为仄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平声、仄声，在戏曲剧词里平、仄声非常重要，不可轻视。
关中话中所有的字都能念出高、低、升、降之音，但只有四种调值。按“五度音程标记法”(非音乐上的音阶：都、来、米、法、哨)来分析，其调值：阴平为“21”，低降，从稍低向更低处降；阳平为“24”，起扬，从稍低向高扬；上声为“42”，高降，由高处向低处降；去声为“55”，高平，在高处微微有点上升的趋势。简要地说，阴平以低平降显，阳平以扬起显，上声以降落显，去声以高平显。关中话的四声调值与普通话、河南话、四川话等地方语音的四声调值不一样，不能套用。有的方言不仅四个声调，有七个声调的。
关中话大到汉语的每个字(音节)不是孤立的存在，是按照所表达的意思把所需要的字连续起来读的。在讲述的过程中有的字音的声调就发生了变化，如“丰”字和“收”字相连读，就念成“丰(逢音)收”，再如“手”字和“表”字相连，就念成“手(收)表”。这种变化在关中话(汉语)里是很多的。但，不是随便变的，它有一定的规律，即：阴平与阳平字相连读，前一个阴平字变成阳平，如：分(读成墳音)家、飞(读成肥音)机、吃(读成迟音)药……；上声与上声字相连读，前一个上声字变成阳平，如：美(读成麦音)酒、走(读成竹音)狗、保(读成包)险……。还有三个阴平相连、三个上声相连而发生变化的，这里不再赘述。我们把上述这种情况叫“连字变调”，也叫“声变”。这种情况，也反映在秦腔词语里。
下面我们就用事例来说明。如《周仁回府》周仁唱：“夫妻们……，一月来把伤心积压在胸中。……冷凄凄荒郊外哭妻几声。咱夫妻结发来相爱相敬，为……受苦终生。初结缡……奔走西东，……重义轻生。虽说是著青史千秋名重，难道说殒青春能不伤情。死别一月我未入梦，衔恨泉台鬼呑声。”这段唱词中，凡底下带点的字，都发生了声变。如“一”，念成了“移”音，“胸”，念成了“雄”音，“荒”，念成了“黄”音，“结”念成了“杰”音。再如《辕门斩子》杨延景唱：“你的儿听一言三魂不在”的“听”，就唱成了“停”的音。再如《河湾洗衣》田赛花唱：“只觉得腰腿疼两腿发酸”的“发”，唱成“乏”音。
在秦腔的念白中也有声变，其事例亦很多。如现代戏《三姑娘》里的“毛毛雨打湿衣裳”的“湿”念“十”音，“去北山背石头”的“北”念“白”音。古代戏《清水衙门糊涂官》中的“学董应知书达理”的“知”念“值”，“百思终不得其解”的“百”念“白”。
在剧目中，无论是唱或念白中的连字变调，是汉语语音中的一种自然现象，是语音变化中的一种规律，不是由人的意志所为的。
不过，上述规律并非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我们的语言里也有阴平和阳平相连、上声和上声相连的字，并没有变化。如“国家”的“国”，“西施”的“西”、“六月”的“六”；“响马”的“响”、“悲惨”的“悲”、“稿纸”的“稿”等。
秦腔的唱词绝大部分是双句结构，即上、下句；不论一板戏(唱段)有多少句，都是一个上句，一个下句，上、下句作为一个小单元。上句的最后一个字要用仄声，下句的末一个字要用平声。当然，也可以上句末一个字用平声，但下句的最后一个字绝不能用仄声，如果用了仄声字，就会念错字音，造成“飘音倒字”。除了平仄外，唱词特别讲究“合辙押韵”，即每句唱词最后一个字的落音是一样的，也可以说它们的韵母相同或相近。这种规律的语音重复，就叫“押韵”、“合辙”。如《放饭》朱春登唱：“听我妻赵景堂细讲一遍，好似那刀割肠剑把心剜；恨西地黄龙贼越狱造反，郭元帅拔壮丁去扫狼烟；丁册簿该叔父从军征战，怎奈他身有病难赴阵前；二差役在门口连声叫唤，朱春登替叔父应名当先；中途路遇宋成将我拐骗，一路上无盘费受尽艰难；……”这段唱词共24句，一韵到底，为“言前”辙。用的“an”韵，其韵母有四个：an、ian、uan、uan。上句仄声，下句平声，平仄分明，辙口规整，韵角响亮，唱起来十分上口。
但是，也因诸多原因，有些唱词出现了问题，唱起来很是别扭，让人难以入耳。如《进骊姬》重耳唱：“辗转寻思不过意，总觉违教背礼义。”这两句唱词韵脚虽对，但平仄错了，下句末一个字应该是平声字，却用成了仄声字，按秦腔曲调落不了音，因为“义”字是仄声字。如果要唱，便把“义”字唱成了平声“一”音，平仄声对了，曲调对了，能落音，但字音却错了，意思便不对了，让观众听了不知其可，莫名其妙。有一出小戏，其中两句唱词是这样：“莫要慌来莫要忙，玉莲还有两句话。”演员演唱时，结果把“话(hua)”唱成了“花(hua)”。这里的下句“话”应该是平声字，却成了仄声字，按唱腔旋律落不了音，只得将“话”唱成“花”。如此等等，这在秦腔演出中不乏其例。遇到这种情况，要免强的唱，不是唱错字音，就是曲调不美，或者是造成词意不准。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最为行内所忌，亦让观众齿冷。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较多，最起码的是不懂关中话的四声，不懂关中话四声与秦腔唱词的关系。如果熟知这个语音知识，就会应对准确。“文革”中，省戏曲研究院在移植“革命样板戏”时就遇到了类似麻烦。《洪湖赤卫队》女主人公韩英有段唱，其中两句为：“秋菊妹妹好姑娘，为什么不见你歌唱？”这“唱”字是个仄声，在下句很难唱。如果要勉强的唱，就把“唱”字唱成“昌”音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可能改动剧词。但是，要生硬地作曲，不是念错字，就是曲调不美。当时作曲的杨天基、赵季平等同志经过多日琢磨，数次改曲，最后用低音、反复重唱来处理，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其“唱”字的字音并未改变，受到好评。
秦腔的音乐唱腔有其自身的个性特点，且很鲜明，不仅下句的仄声不好(能)唱，有时候上句的平(轻)声也不好唱，勉强唱出来，腔调很难听，不顺耳。还是“文革”中，移植《智取威虎山》，小常宝有句唱词：“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上句的末一个字“亮”为平声(也可说是轻声)，按一般的规律可以唱，但却不好听，曲调是向下行的，不符合旋律，唱不出秦腔味。作曲的同志斟酌再三，把“亮”字用仄声处理，既合乎情理，不损伤词意，曲调又优美动听。
我们有许多作者谙熟关中语音四声平仄，他们在剧本创作时就很注意四声和旋律的关系。马健翎改编的《游西湖•鬼魂》李慧娘唱道：“钢刀把我的头首断，断不了我一心一意爱裴郎。”当时有人提出“头”“首”二字本是一回事，头即首，首就是头，要把“头首”断，语义不通，应改为“身首”。作者说，这样改，词义虽然对了，但唱腔却不顺溜，不好听。这句词到底未改。为什么音律不美？这就是四声的问题。因为“头”是阳平，其调值是从较低处向上行进的；“首”是上声，调值是下行的。一个音向上，一个音向下，有了高低起伏、曲折变化，音乐张力大，几乎有4度的音程，唱起来就好听。而“身”为阴平，调值是下行的，和“首”字放在一起，都是下行音，一道汤没有多大变化，唱起来就不美。再如《赵氏孤儿•挂画》程婴唱：“幸喜得今夜晚风清月朗，可怜把众烈士一命皆亡。”很多人认为，既是“众烈士”，又是“皆亡”，就不应该是“一命”，语义不通，应该改为“性命”，语句就顺了。马健翎说，这样唱起来难听，不上口。其实，这也是个声调问题。“一”为阴平，“命”为去声。前者声调下行，后者声调略上，有升有降，曲调就有了抑扬。而“性”字是去声，它和去声“命”字相连，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声调没有多大屈伸升降，反映在唱腔上跳跃性不大，所以不美。关中语四声反映在眉户戏里也是这样。黄俊耀创作的《梁秋燕》，剧中梁秋燕唱：“只觉得脸红有点羞。”演出后有人说，梁秋燕自己怎么能看见自己的脸红呢，应该改成“只觉得脸烧有点羞。”黄俊耀说，“烧”字有没有“红”字好唱。其实，这也是阴平、阳平上行音、下行音的问题。
从我编写的《秦腔十四辙字韵表》中的4690多个常用字统计数字看，阴平和上声（下行音）有2450多个字，阳平字约1100个（上行音），去声字1170多个（基本平行音）。这个数字可以说明，秦腔字调多一半是下行音，真正上扬的字音占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这个数据应该说提供了一个参照。
前面我们主要讲了声调对音乐旋律的影响。下边我们从另一方面看一下秦腔曲调对关中话四声的制约，致使其改变字音声调。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辕门斩子》杨延景唱：“娘不记聚家在山后”，把“山”字唱成“伞”音。唱腔听起来很顺，但字音变了。类似的例子还不少，特别是传统剧目中经常出现，就不再赘述了。
上述这些问题说明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字音（声调）的不同影响了唱腔曲调；第二种是唱腔旋律的原因而改变了字音（声调），造成字音不准，以致意思也变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中语音的四声与秦腔唱词以及和秦腔唱腔曲调有着密切的关系，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中国有句古话：“腔由字生，字随腔出。”元代周德清说：“字畅语俊，韵促音调”。我们应该努力作到“字正腔圆”，字音、曲调两全其美。
本文只是就关中语音四声、平仄与秦腔剧词以及个别唱腔的一些肤浅直观问题，谈了点不成熟的个人看法，至于关中语音与秦腔音乐唱腔(旋律)的更深层关系，限于本人水平，未敢涉及，殷期专家探讨。另，文中所举事例，大多都有谱例说明，因某种原因而去掉。
（作者系我院退休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