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举办的隆重纪念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先生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举行。我作为被邀的陕西代表，既感到荣幸，也感到心情沉重，可谓感慨万端。尚小云先生是1959年元月6日，率全家离开北京抵达西安的，那年他已59岁。他来陕西的原因是：1958年7月，文化部与北京市调整部属和市区戏曲表演院团布局，一部分院团被派出支持外省市和北京郊区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和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等领导，积极动员他赴陕组建陕西省京剧院，就这样，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先生，以年近花甲之躯，卖了北京的房产，背井离乡，举家乔迁到了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亲缘和地缘关系的陕西。我常常惊叹和敬畏着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达观与担当，他们为了事业，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不加任何选择地将自己投身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发光发热，以我们的生命气象和精神格局，有时是怎么都难以理解和想象的事，但他们就这样做了，并且既来之则安之。
　　最为可贵的是，先生到西安后，为了表示扎根大西北的决心和献身西部的赤子之情，竟然一次将自己珍藏多年的66件文物，无偿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这些文物当中，包括赵千里、海瑞、史可法、董其昌、唐寅、徐渭、八大山人、戚继光、石涛等宋元明清时的名家字画和齐白石的墨迹，以及玉圭、玉璧等宝物。有人用时下的市场价算了一下，当以亿元计。一年前，陕西省碑林博物馆再次将其中部分藏品展出时，我有幸目睹了这批饱含着多重精神价值的藏品，深为尚先生的人格、人品、气度所震撼。我想，尚先生这样的人不成大家，谁能成大家？尚先生不为民族所珍爱，谁堪被珍爱？用孔子的话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他心底之简朴，知行之统一，让我们不高山仰止不由人。
　　尚先生在陕西一共生活了17年，17年当中，不仅继续发扬光大着尚派艺术，坚持下基层，下厂矿，下部队演出，坚持排戏丰富上演剧目，坚持艺术的精进历练，而且继续坚持艺术教育，在陕西，甚至收了一批徒弟，大家说陕西省京剧院孙明珠等艺术家的成长，如若没有尚先生的“慨然入秦”，恐怕也就没有她们的“争奇斗艳”。尚先生先后担任陕西省戏曲学校的艺术总指导和陕西省京剧院院长，为京剧、秦腔、眉户、碗碗腔、线腔、阿宫腔、汉调二黄等剧种培养了一大批表演艺术人才。像陕西地方戏代表人物李瑞芳、马兰鱼、郝彩凤等数十位艺术家，都先后成为他的高足，为陕西戏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被誉为西北秦腔最高学府，时任院长的著名剧作家马健翎，十分注重艺术教育，他和尚小云先生五十年代即结为挚友，尚先生能来陕西，也有马健翎先生的“劝投”之功，尚先生“落座未稳”，即被他请进剧院，传道授业。许多艺术家至今还能回忆起，他在剧院排演场给数百人上艺术大课时的情景，先生边讲边示范，“长袖善舞”，时而“托云遮月”，时而“风绞残云”，激情澎湃，精彩绝伦，每课必赢得同行们发自内心的数十次掌声和啧啧称奇声。尚先生不仅教授有方，而且谦虚好学，在与剧院艺术家交往的过程中，从不以艺术大家自居，并且还虚心向地方戏学习。他反复讲：“京剧应该好好向其它剧种学习，尤其是秦腔艺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并且接着地气，透着个性，它能为包括京剧在内的诸多戏曲剧种提供丰厚的营养。”他还常说：“任何艺术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学习，都需要破，需要改革。”这些浸透着把握了事物运行规律的话语，至今让人仍感到深切时弊，或可直指当下。剧院老一代艺术家一提起尚先生的开明、通透、放达，无不深怀景仰，赞赏有加。
　　尚小云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巨匠，为世人经久不衰地津津乐道，艺术修养的全面和人生格局的壮阔，恐怕是促使其大匠登顶的原因。在我所访问过的熟人和翻阅的有限资料当中，就发现尚先生对书画艺术深入钻研的诸多记忆。书法上，他先临宋伯鲁，后临翁同龢，又临宋徽宗，再临王羲之，而在绘画上，更是对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等爱不释手，百临不厌。尤其让人惊叹的是，他人生格局是如此的旷达豁朗，竟然能让三个儿子为京剧事业各奔东西，大儿子尚长春撒落到黑龙江佳木斯京剧团，逐渐成长为京剧行当有口皆碑的大武生。七十年代尚小云先生曾让他来陕，给省艺校和戏曲研究院学生授课，大家至今为他的超群技艺深为折服。二儿子尚长麟去了山东京剧团，饰演青衣，可谓名动南北。让人感到十分震惊的是，尚小云先生不以自己为大，兀立山门，而是让尚长麟同时拜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筱翠花（于连全）等多个门派的掌门人为师，这种力破门户之见，融贯百家之长的肚量，无论在艺术界，还是在其它行业中，也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奇事”。三儿子尚长荣，跟随他西迁西安，几经磨砺，更是业已成为中国京剧艺术的一代大匠。“尚氏三强”或“尚门三杰”的成才神话，固然与父亲的天赋承继有关，但又何尝不是一个有着不凡人生格局的父亲的生命理想引领使然呢？这种气魄，似乎超越了一个在舞台上扮演旦角的演员的生命力度，但恰恰是这种表面的反差，让人更真切地领略到了尚先生内心的雄强与博大。在来陕以前，他疏财仗义，“毁家办学”的义举，早已在京都传为佳话。来陕17年，为艺术教育，不仅“吐丝”长安，而且屡屡奔走全国，开门办学，“烛照”天下艺术学子，确实为民族戏曲事业的发展，熬完了最后一点蜡炬。很多人都说，无论“治家、治学、治艺”，尚先生都堪称楷模与典范，他胸襟博大，为人豁亮，侠骨柔肠，舍生取义，他勇于打破，敢于创立，门户洞开，大河腾蛟，这大概就是他能“君子不器”，而德艺双修，且人生不以肉体猝然失去而彻底落幕的根本原因。
　　尚先生是1976年离开我们的，他饱受了“文革”的残酷折磨，历史应该记住这段痛，陕西人更应该为这个优秀儿子在那段特殊岁月中遭受的磨难与凌辱永远震颤、反思。这个一直把陕西作为第二故乡，甚至在生命垂危之际，于北京亲戚家养病的长安赤子，再三要求家人：“尽快把我送回西安，我生是西安人，死是西安鬼。”他如愿以偿的回到了西安，数十天后，他长叹一声道：“惜天不假年，遗恨多多，遗恨多多……”，遂溘然长逝。面对这样一座京剧艺术、乃至整个戏曲艺术的高山、丰碑，我们似乎用什么样的形容词都不为过，但又都有些言不及意，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尚先生不正是这样历久弥真地还“长寿”在我们心中吗？我想今天最好的纪念，就是让我们继续踩在他巨大的肩膀上——这也是他一生所苦苦追求的生命担当，一路继续前行，让民族戏曲艺术薪火相传，那可能才是对他最深切的缅怀和最好的纪念。
　　陕西人民永远铭记着自己的优秀儿子尚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