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戏剧界还是在文坛，陈彦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

长篇小说《主角》是陈彦的第三部“跨界”作品，荣登2018年“中国好书”文艺类图书榜首，荣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在此之前，他先后发表了《西京故事》《装台》两部长篇小说。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的同名小说已被改编成电视剧，广为人知；《装台》名列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首、2015年度“中国好书”文艺类图书榜首，荣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延续《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被誉为“西京三部曲”）等戏剧作品的创作宏旨，陈彦的小说长期将自己的笔触对焦于那些“小人物”生活。

陈彦创作的戏剧大多取材于底层生活，主人公都是“小人物”。

比如眉户戏《迟开的玫瑰》写的是：年仅19岁的乔雪梅考上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时，母亲突遇车祸身亡。面对瘫痪的父亲和3个未成年的弟妹，她毅然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挑起了赡养父亲、抚育弟妹的重担……《迟开的玫瑰》也是一部永不凋谢的“玫瑰”，问世22年来上演上千场，至今依然在全国巡演。

作家陈忠实对《迟开的玫瑰》情有独钟，他曾说：乔雪梅的精神取向和道德内涵，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然而又不局限于传统，更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这个民族。乔雪梅的精神人格和道德规范，是各个民族共通的一种不需语言沟通的东西，可以说各民族都有各自的“大姐精神”。

在陈彦看来，戏曲是草根艺术，从骨子里就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同样为小人物立传，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籍作家主要关注乡村，他专注于城市叙事。

《西京故事》上演9年来，6次进京演出，多次在大专院校演出，成为大学生尤其是贫寒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的励志剧。

即使以西安交大西迁题材创作的秦腔《大树西迁》，虽以描写知识分子不畏艰难，响应党和祖国召唤，哪里有爱和事业哪里就是家的爱国敬业为主，但也不乏对底层考上的大学生的奋斗精神和卖鸡蛋大嫂的人性之美的关注的赞美。《大树西迁》根深叶茂，上演17年来连演不衰。2018年春天，《大树西迁》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连演五场，还应邀在教育部演出专场。

从《迟开的玫瑰》中的乔雪梅，《大树西迁》中的孟冰茜，到《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人们感到陈彦笔下的这些人仿佛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有评论家认为，这些主人公在陷入重大人生困境之中时的选择与坚守，少了一分“矫揉造作”，多了一分“生活使然”。

写作《装台》，完成了陈彦长久以来想“写一部反映‘装台人’生活小说”的夙愿。

《装台》描写了一群常年为专业演出团体搭建舞台布景和灯光的人。打了20多年交道，对于“装台”这样一群人，陈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我熟悉他们，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欢乐着他们的欢乐，忧愁着他们的忧愁。”

他从这个小行当中琢磨出了大滋味：“有人说，我总在为小人物立传，我觉得，一切强势的东西，还需要你锦上添花？我的写作，就尽量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

在《装台》中，主人公刁顺子和他的一帮弟兄们长年奔走于西京城的各个舞台，干着最累的活，说着最软的话，受着难忍的气，在一个又一个的装台现场为生活奔命。虽然生活极尽苛刻，数次让刁顺子在困境中难以突围，被逼得进退失据，但他依然坚守着良知，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劳动、踏踏实实工作、本本分分做人，“帮衬着一起装台的兄弟，关照着他所遇到的不幸的女人”。

著名评论家白烨发表评论：“如果说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标志着戏剧家陈彦向小说家陈彦成功转型的话，那么《装台》就不仅把陈彦提升到当代实力派小说家的前锋行列，而且突出地显示了他在文学写作中长于为小人物描形造影的独特追求。”

 不同于始终处于戏剧行业底层的“装台人”，《主角》则是曲折记述一个名叫忆秦娥的女演员随着改革开放从放羊娃到烧火丫头再到配角直至主角奋斗过程的沉浮史。一部洋洋近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形象地描绘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忆秦娥鱼龙变化的成长史和奋斗史。忆秦娥数易其名，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她的奋斗精神——如果不奋斗，忆秦娥就不会从牧羊女考入剧团，如果不奋斗，因舅舅入狱牵连被贬为烧火丫头的她就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正是一股奋斗精神使忆秦娥走出低谷，一跃成为县剧团的台柱子。从县剧团调入省剧团初期，并不被待见甚或受到排挤，如果没有继续奋斗的精神，也可能就是一个B角，充其量是一个A角，正因为秉持一种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精神，忆秦娥才一步一步从B角到A角，从A角到无人撼动和取代的主角，成为无可争议的秦腔皇后。

正是困境之中的奋斗与突围，让“装台人”成长为“主角”，让人在对其满怀爱与悲悯的同时，生发由衷的敬意。

正如台上演员们的美奂美伦的戏剧表演，得之于刁顺子等装台工的艰辛劳动，陈彦的成就得益于坚持多年的基本功训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比较能下笨功夫”。

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担任院长10年，有晨跑的习惯，每天早上一个小时。别人都以为他在锻炼身体，其实，陈彦在晨跑中完成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背诵元典。从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秋水》，到《大学》《中庸》，再到《论语》，还有《孟子》，陈彦都是在日复一日的晨跑中完成背诵的。

在陈彦看来，“只有对历史有比较深入的学习和了解，才能很好地把握当下和未来，如果割裂了对历史的学习和认知，我们对当下的把握很可能是浮泛的、短视的。”

创作于陈彦而言，则是对生活深入咀嚼后“化枣为泥”般的自然流淌，“创作之前的做功课比创作本身下的功夫要大。”

在写作《装台》之前，陈彦已与装台工打了几十年交道，还特地找来几位比较熟悉的装台工作者，进行了长谈，做了好多笔记。正是平时这种细致的观察，和创作前的长期准备，“黏合了好多装台人的形象”，才有了刁顺子这样真实丰满、充满个性的人物。

写《西京故事》时，陈彦当时所在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门口，每天晚上都有十几个农民工在单位的屋檐下打地铺住着。为了对他们的生活有更深入地理解，他先后到西安的东、西八里村，访问过数十户人家。这个当地居民仅3000多口的城中村，竟然居住着10余万农民工和附近上学的大学生。而走进西安木塔寨，这个原本1500余人的村子，却密集充塞着50000多农民工。

陈彦在小说《西京故事》的后记中写道：“只有深入进去，触摸到了那一家一户、一摊一店地形复杂的生存河床，才能真实感受到这个特殊群落的人性温度与生命冷暖。”

《西京故事》舞台剧只有两个多小时，但是他后来写了50多万字的同名长篇小说，他多少年跟踪农民工生活，舞台剧只能表现很小的一块，大量的生活素材，尤其是对城乡二元结构当中所出现的社会矛盾进行的思考无法运用，最后必须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

看过陈彦戏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合辙押韵的唱词、扣人心弦的独白、婉转高亢的唱腔让人听得如痴如醉。陈彦说他的唱词写作，与早年为数十部影视作品创作近百首主题歌词与插曲词有关，歌词提炼与戏曲唱词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都需压榨，都需凝结，都需“以少胜多”。大量的歌词创作，还让他在戏剧、文学创作之外，收获过《陈彦词作选》的结集出版。

“我喜欢写舞台剧，是因为我喜欢古典诗词，喜欢唐诗、宋词、元散曲。中华传统文化真的是奥妙无穷，有些作者将句子锤炼得那么精彩、那么情景交融、那么‘一石三鸟’，尤其是元曲，竟然那么生活、生动，那么有趣，雅能雅到不可‘狎玩焉’，俗能俗到像隔壁他大舅与他二舅聊天对话，真是一种太神太妙的艺术境界。”

每天下班吃完饭后，陈彦就会钻进书房，拉上窗帘，将台灯压低，开始阅读和写作。10年晨练晨读、每年阅读近百种图书的“笨功夫”，以及那些在深入“咀嚼生活”中见到的人和经历的事，都成为他写作的资源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