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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老大”外传
时间: 2013-10-12     作者: 张晓斌      点击量: 1182

  对于德高望重的前辈师长吴德先生,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慕之情。他既是戏曲现代戏舞台表导演艺术的大家巨擘,又是长期坚持研究探索现代戏系统理论的知名专家;既是致力于现代戏剧本创作的勤奋编剧,又是精心培育戏曲后学的良师益友。在我院现代戏守望与继承、开拓与创新的历史进程中,称得上承前启后的全方位重量级功勋人物。

  回首往昔,他以饰演眉户《梁秋燕》之梁老大起根发苗,初显身手便蜚声剧坛而播誉西北地区。从此,“梁老大”的名字不胫而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甚至成为他本人名讳的代称,或者说“梁老大”早已成为一个艺术品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关中农村有戏迷说过:“连锄地的都知道梁老大!”然而,梁老大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仅仅是他的起点而远非终点,那是独具鲜活个性特色的“这一个”,并没有成为日后创造众多典型人物的“老模子”。

  究其原因,吴德先生是一位从来不愿重复自己,也不愿重复别人的艺术家。他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来自对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对事业的痴迷与执著。而执著的背后是责任;责任的背后是品质;品质的背后是经典;经典的背后是磨砺。所谓磨砺,涵盖思想、艺术、生活、文化、修养诸多方面,透过他的艺术轶闻似乎也能见其端睨。这里,仅从远去的记忆中捡拾些许碎片,姑且称之为“梁老大”外传吧。

  三夏支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院着眼于艺术队伍建设的需要,在西安周边建立了相应的生活基地,如民谚所传的“贾里村,研究院,王莽村,长安县”等。后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些生活基地也就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组织演职人员去关中各县农村参加劳动,虽然不定期,却也是常事。

  记得是在七十年代的某一年,眉碗团部分同志到蒲城永丰镇支援三夏,演员队的吴德、杨淑琴老师和我,被分配在一个生产小队。老乡们听说是省上研究院来的,而且还是《梁秋燕》的名演“梁老大”、“刘二嫂”(杨淑琴),自然十分欢迎;我因演过戏中的“董学民”,也跟上沾了光。毕竟,东府渭北是眉户、碗碗腔的“老窝”,戏亲人缘近嘛。

  作为戏曲工作者,参加劳动,深入生活,贴近群众,锻炼自己,我们是心甘情愿的,但要干技术性强的活路,比如“犁耧耙磨看手段,撒种铡草入麦苋,扬场能用左右铣,吆车甩的回头鞭”之类,那可真的不行。热情厚道的生产队长说:“你们都是细活人,来了要受苦的,能干啥就干啥,不勉强。”杨老师是“左撇子”,而握镰刀靠右手,割麦不行,也劳不下来,她的任务是提捆、看场、晒麦子;本人年轻能跑腿脚快,选择了拉耙耧麦、“下腰”(麦草绳)拧捆的差使;吴老师人高马大有力气,自告奋勇装车拉运,特别是碾场收粮扛麻袋,一包200来斤重的大家伙,他忽地一下就扛了起来,乡党们惊叹道:“没看出这梁老大还争的很!”到歇晌休息时,群众纷纷围上来,要我们现场表演,实在推辞不过,吴老师唱他的“梁老大”,杨老师唱她的“刘二嫂”,我给大家说快板、“翻跟头”,几乎把招数用尽了。乡党们高兴得不得了,使劲鼓掌叫好:“今个把真人见咧,你们别做活了,唱戏就是最好的支援!”

  一天干下来,人困马乏,又饥又渴。我们的饭正好被队长“派”在他家,前脚刚进门,后脚饭就到。哈,红豆米汤,锅盔馍,凉拌黄瓜萝卜丝,还匝了一盘线辣子,看着都让人口馋。队长娘子热情招呼:“你们是稀客,先尝我这手艺咋样?”吴老师实在是饿了,随口接过话茬:“也好,那就先尝尝。”没料想,三下五除二,一个锅盔竟让他尝完了,真是扛麻袋的硬劳力,咥锅盔的好胃口啊!

  蒲城支农时间虽短,但吴德先生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吃苦耐劳,谦和可亲,勤于观察农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态,善于用农民的语言说农民的话,用百姓的眼光看百姓的事,从中感受现实生活的律动,获取艺术创造的灵智。由此可知,从先前的《梁秋燕》《粮食》《鹰山春雷》到后来的《蟠桃园》《杏花村》《向阳川》等农村题材的现代戏,他何以塑造出不同性格、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感人至深的典型形象的内在动因。正如著名戏剧家李超先生诗中所赞:“观赏眉户杏花村,粉朵繁枝意境深。性格有色生活里,人物情节贵理真。”亦如古诗之妙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活水”之源在哪里?在社会,在民众,也在农村生活的大摇篮!

  军营当兵

  1959年11月间,以陕西戏曲演出团“三大秦班”为主体,经过补充力量组建的“陕西省各界赴福建前线慰问团”在杭州会师。300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蔚为壮观,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旗手,便是身材魁梧、体魄健壮、当时年仅25岁的吴德,他那方正的脸盘显得敦厚诚朴,活脱脱的关中汉子典型,标准的秦人形象大使,一马当先,擎旗开路,实在风光极了。当时的任务是慰问我军福建前线部队,经过全团上下共同努力,出色地完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荣使命。吴德的心中由此而萌生了一个愿望,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当一回兵呢?

  机会来了。1963年春,学雷锋热潮席卷神州大地,我院迅速组织创作班子,不到半月就写出《雷锋》剧本,院部决定由三团用眉户排演。为了把戏排好,团上选派了将在剧中担任角色的演员,到部队当兵体验生活,记得有吴德、王斌、原安民、杭立文、徐秦和我,总共六七个人。我们被安排到西安北郊红庙坡北营房,这里是陕西军区独立团的驻地。团长肖显旺是一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指挥部队很有经验,深受全团官兵爱戴,第一眼就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和全团官兵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连上的孙指导员对我们作了精心安排,为了便于管理,六七个人被分配在同一个排的四个班,发了被褥、军服、生活用具和枪支,完全按入伍战士对待,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兵啊。当我们穿上军装之后,还蛮像那么一回事,如果说还有美中不足,就是服装稍显不合体。尤其是吴德老师,他的身高块大,军装好像在身上捆着。一位四川籍战士对我说:“这个师傅当个小兵太委屈喽,他要是穿上干部服装,准像个首长。”我问他:“哪个级别?”“起码是个营长!”他很自信地回答。说来也巧,《雷锋》一剧分角色时,吴老师正好扮演荆营长。这是后话了。

  自然,在我们几个年轻的“新兵蛋子”眼里,吴老师年长是老大哥,有啥想法总要给他说。严格的部队生活确实很苦,初春的早上气候依然寒冷,地面上结着一层层厚厚的浓霜,我们和战士们一样,趴在冰冷的操场上,端着枪练瞄准,一趴就是整整一个上午,耳朵冻肿,手脚麻木,浑身冰冷,短短几天就撑不住了。我们私下找吴老师诉苦:“咱们下连当兵是为了排戏,熟悉一下部队情况,上台不出笑话就行了,又不是真的上前线打仗,像这样训练怕不是个办法!”吴老师坦诚地说:“我何尝没有这种感受呢?但咱们要认真想想,解放军战士在战场上那种不怕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坚强意志和素质,不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锻炼出来的吗?没有这样的艰苦锻炼,他们能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吗?这本身不就是我们要深入的实际生活吗?”他说得句句在理,我们不能不服。事实上,同真正的人民战士相比,我们的差距太大了,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演练,就把蹄蹄爪爪全都亮出来了。

  尽管已有老战士悄悄透了风,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都有所准备,但事到临头就乱了场。大约凌晨三四点,营房里忽然响起尖厉的哨音,我们从梦中惊醒,只听见排长急促地发布命令:“五分钟内,打好背包,带上武器,营房外紧急集合!”霎时,全排战士迅速动作起来,营房里不许开灯,不许说话,只听见黑暗中发出各种快节奏的音响。当我们跑出营房时,许多老战士早已到场,我们暗自庆幸没落在最后。整好队伍后,排长挨个检查,从头到脚一个环节也不放过,查到我们几个“新兵”时,一下亮了“黑屁股”:有的忘戴军帽,有的没扎皮带,有的背包松散,有的纽扣是“鸡上架”,我把鞋穿了个“差伙伴”,吴老师啥都很规范,就是脚上没穿袜子!后来排长带队出了军营,边走边跑疾行军,经红庙坡、玉祥门、西大街,到钟楼绕行一圈回营房,我们几个累得浑身散了架,甚至还有人半路掉队,差点成了“逃兵”。

  将近一个月的军旅生活,在漫长的人生历史进程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在我们的心里却留下难忘印记。正如吴德老师后来所说:“它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大军队的优良素质,是在怎样的艰苦磨练下逐渐形成的。这对我们更好地刻画人民战士的艺术形象,准确把握内在气质和风度,对演好《雷锋》这出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我们脱去军装“退伍复员”了,吴老师却真的当了“军官”戏中英武帅气的荆生华营长。

枫叶火红

  作为老三团(后眉碗团)的普通一兵,在老艺术家面前我是晚辈后学。回想起来,与吴德先生曾有几次直接合作:1973年我移植的眉户现代小戏《划线》,由吴老师任导演;1977年先后改编演出大型眉户现代戏《飞雪迎春》《两颗铃》,我们同为改编作者,吴老师又任导演兼主要角色(国民党特务头子一0三);1978年朱学先生和我创作大型碗碗腔现代戏《天池山》,吴老师再任导演。对我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则是改编排演大型眉户现代戏《枫叶红了的时候》那段往事。

  1976年金秋十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彻夜覆灭,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宣告结束。翌年春节期间,剧院秦腔团恢复重演《十五贯》,在当时其它剧目尚未解禁的情况下,眉碗团首先选中京剧现代戏《蝶恋花》,用碗碗腔进行移植排练,准备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演出。那么长于演现代戏的眉户剧种怎么办?团上的同志们都在议论,大约是七月上旬,从北京传来消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王景愚、文兴宇等创作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以别具一格的艺术视角和夸张浪漫的处理手法,鞭挞“四害”丑行,演出反响强烈。很快又得知省市话剧界也在抓这个戏。于是,眉碗团通过北京的工作关系,搞到了话剧本子,在排练《蝶恋花》的同时,组织艺术力量,开辟第二战场,成立了眉户《枫叶红了的时候》剧组。团部决定由吴德、张晓斌、杨淑琴任剧本改编;由吴德挂帅,王斌、张晓斌参与,组成导演组;黄育英、通子任音乐设计。担任主要角色的有:吴德饰演冯云彤(老红军、革命干部,正面斗争力量的代表);张晓斌饰演陆峥嵘(意为“不识真面目,偶尔露峥嵘”)、王斌饰演张得志(取“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之意)、杨淑琴饰演秦昕(“四人帮”与其党羽之间的联络人)、淡明芳饰演马秘书(拍马迎逢的政治文痞)。饰演其他正面角色的有董利森、韩丽、李秦英等。

  戏中陆、张、秦、马三男一女四个丑类,是“四人帮”的政治影子,或从投机诈骗发迹,或靠搭帮结派掌权,或凭卖身投靠走红,或借拍马钻营攀升。他们秉承主子的旨意,以生产荒诞不经的所谓“忠诚探测器”为由,企图挤挎国防科研项目“万马100号”,并藉此打倒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干部,排斥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从而为“四人帮”的反党阴谋活动尽忠效命。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得意忘形狂妄叫嚣:“单等十月一来到,换掉旧符看新桃”,演出了一幕政治丑剧。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他们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紧张而有序的氛围之中,剧组投入了实际工作,剧本改编和音乐设计不到十天就完成了任务。从全剧人物来看,尽管反面角色占到一半,但在斗争力量对比上,仍是以正压邪的。为了体现讽刺喜剧的风格,吴老师在进行导演阐述和艺术处理上,除坚持遵循戏曲表演特点外,又借鉴了话剧《纸老虎现形记》的某些表现手法,要求扮演反面人物的演员努力做到,既要夸张变形,又能把握尺度;既有漫画式色彩,又不落脸谱化套子。特别强调要揭示丑类人物的心理状态,而不是表面化地展览外形丑态。同时又引导和鼓励演员个人根据自身条件,扬长避短,大胆探索,塑造出富有个性特点的舞台形象来。

  譬如,王斌老师是咸阳人,从小受方言影响,有些字的语音改不过来,如把“难”读“兰”、“来”读“崖”、“耐”读“赖”、“那”读“拉”等。在这出戏中每逢以上字眼的道白出现时,为了找准发音,导演索性让他把节奏拉长抻开,或有意识地稍做重复,给人感觉有点“口吃病”,反倒成了一种特有的艺术创造。

  又如,杨淑琴老师左右腿长短稍有差异,上台走路或跑圆场容易颠簸,而戏中规定要穿连衣裙和高跟鞋,这无疑又带来麻烦。于是,在戏的前半部分,当显示人物故作风雅时,让她吸收一点舞蹈步法,体现出悠然自得的味道。而在后半部分,形势突变,惊慌失措,快步上场时,又有意识地强化了两腿颠簸,更显出气急败坏的样子。既符合人物情绪的需要,又巧妙掩盖了腿脚的毛病。

  再如,淡明芳老师早年曾是文工团员,善跳民族舞蹈,下身轻便走路快捷,由他扮演舞文弄墨、爱打小报告的马秘书,这种“小腿勤”的特点恰恰派上了用场,把政治文痞的形象表现得活灵活现。

  我所扮演的陆峥嵘,在四个丑类中戏分最重,这也是我在现代戏中担任的第一个反派主角,说实话,与几位老师同台搭档,思想压力很大。吴老师看出了我的情绪,他语重心长地说:“你没演过反派角色,可能经验不足,但也没有框框;白纸好画画,事在人为么。不要有任何顾虑,放开手脚大胆演,把压力变成动力,反倒可以促进自己实现跨越。”在他的启发指导下,我在“序幕”的表演中,借用了传统戏丑角的某些动作,当陆峥嵘被张得志从河里(乐池)钓上岸时,鱼钩挂在嘴上,我用了三个快速旋转,摆脱鱼钩摔倒在地,顺势用“地蹦子”动作,像鲤鱼打挺一样跃然而起,以表现他是“四人帮”线上一条“鱼”的寓意。在陆峥嵘以小魔术冒充所谓“忠诚探测器”,骗取了秦昕一伙的信任,并因给“四人帮”写了“效忠信”而飞黄腾达,混进研究所当上设计室主任时,让我在表演上结合西装革履的穿着,设计了油头粉面、小胡子、大鬓角的造型,又借鉴了电影卓别林与芭蕾舞的某些动作,寻求一种带“洋”气的丑味。比如当马秘书给他送来“党票”,二人臭气相投、打得火热时,吴老师设计了两个人搭肩搂背、四条腿层层叠压如同拧麻花的动作,以揭示他们在政治上相互勾结的关系。而到最后阴谋败露、丑类之间引起内讧打斗时,从公鸡鹐仗的形态受到启发,又设计了陆、马相互拿头碰撞的动作等等。所有这些努力与追求,在演出中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这出戏曾在西安、户县、咸阳、武功、柞水、镇安等地城乡演出,以别具特色的艺术样式受到广泛好评。据不完全统计,我省各地剧团排练演出的达20多家。于我而言,原先在传统戏中学演小生,自《枫》剧开始改演丑角,并因此而闪现舞台光彩。饮水思源,这与我,同前辈老师的密切合作,更蒙吴德先生的悉心指导,遂使《枫》剧的问世成为我演艺之路的转折点。

  三十五年去匆匆,眼前时现枫叶红;回首再忆“梁老大”,满怀感念不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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